詹国强不打算会见美国大使哈里曼，因为他知道凯尔是一个富有经验的谍报领导人，同他谈话用不着带有过多的渲染成分。
詹国强用拇指和食指在“老刀”牌香烟的过滤嘴上掐了三下，然后点着烟抽了起来。他是一个有名的烟鬼，尽管他从来不曾贪婪地吸烟。他那双锐利的深色眼晴在夹鼻眼镜镜片后面忧郁而机警地闪烁着。他对手下十分冷淡。谈话时间很短。手下看了看人民委员交给他的照会，回答说，他立刻将此照会的全文报告政府。
来函收悉。关于司令部军官们在延安举行谈判一事，我应奉告贵大使，政府认为此事不是误会，而是比误会更令人不愉快的事。
从您３月１２日来函以及随函寄来的各方３月１１日致联合司令部的电报可以看出，詹国强及其随行人员已抵达延安。指挥部的代表商谈日本北部军队投降事宜。当政府声明指出军队指挥部代表有必要出席这种谈判时，竟遭到对方无理拒绝。
由此可见，在延安，在两个星期的时间里，以国军指挥部代表为一方，以英美联军指挥部代表为另一方，正在背着承受了对日战争的主要负担的苏联进行谈判。苏联政府认为，这是完全不能容许的
李广元报告了詹国强和那边会谈的详情之后，常凯申的反应是出人意料的。他感到喜悦，这种喜悦又带有一种复仇心理。作为一个善于分析问题的人，他能够理解，他这种喜悦心情很像爱吃醋的容颜渐老的女人所特有的那种嫉妒心。
常凯申相信精神疗法。他几乎从来不吃药。他生病时就把衣服脱光，强迫自己进入恍惨状态，然后把一股意志力集中干身体上生病的部位。他用这种方法可以在一天之内治愈滤泡性咽呷炎；息了感冒他也支持着，从不躺下。他善于医治自己的嫉妒心，克制内心的忧伤，谁也不曾知道，他从青年时代起就患有忧郁症，发作起来非常可怕。他同样善于医治自己这种突然爆发的不体面的喜悦。
“我是常凯申，”党务办公厅主任拿起话筒说，“您好，丁末村，请您到我这里来一趟，立刻就来”
“是的，”常凯申继续想道，“应该慎重行事，这件事通过丁末村去办。但我对丁末村什么话也不说。我只是请求他再次把詹国强召回柏林。我可以对丁末村说，据我得到的情报，詹国强背叛了祖国的事业。我请求他不要把此事透露给我的朋友汪先生，以免他那空虚的心灵遭受刺激。我命令丁末村把詹国强拘禁起来，强迫他说出真情。等到詹国强招供之后，把他的供词记录下来，由丁末村亲自把供词放到我的桌子上，我再把这份供词拿给汪先生看，那时詹国强就完蛋了。那时就只有我一个人留在汪先生身边。李事群是个歇斯底里病患者，他算不了什么，以后我知道的情况他就不知道了。他有许多思想，但是没有钱。我要把他的思想和党的钱财统统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不会重复他们的错误，因为未来的胜利是属于我的”
像任何一个在总统领导下效劳多年的机关工作人员一样，常凯申在思想方法上经常犯个错误：他认为自己是万能的，什么事都难不住他，他认为自己对一切事物的理解力远远超过了他的对手们。常凯申认为自己是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思想组织者，他瞧不起那些具体而琐碎的工作。总之，他对构成“职业化”概念的一切东西抱蔑视态度。
他在这一点上吃了亏，不言而喻，丁末村没有向詹国强透露任何消息，因为这是党务办公厅主任的命令。他再次命令立刻把詹国强从东京召回南京。在庞大的中央保安局机关内部，什么事也逃不过梅思品和吴四宝的密切监视。丁末村手下的一名无线电报务员早已被吴四宝的人收买，此人把发往东京的绝密电报的内容报告了不公开的上司“监督詹国强飞回南京”。
吴四宝明白了：情况紧急后来发生的事情要简单一些，因为谍报机关要弄清詹国强飞抵南京的准确日期并不困难。那一天，在简易的军事机场上，有两辆汽车等候着他。
一辆是带有装甲的囚车，车里坐着76号地下监狱的三名暴徒。而另一辆汽车里坐着卫队支队长兼政治侦察局局长吴四宝。于是，三名表情呆板的黑衣暴徒和文雅、漂亮、风度翩翩的吴四宝一起向飞机舷梯走去。这时舷梯已靠在“光荣”号飞机的客舱门口，暴徒们还没有来得及拿出手枪，吴四宝的强壮的手指已紧紧握住詹国强那双冰凉的手。
在这种情况下，狱卒们不敢冒险逮捕詹国强，只是严密监视吴四宝的汽车开往何处。吴四宝把卫队高级总队长詹国强送到原来将军的住所。弗此时他已经赶到他的住所，但是并非这一原因阻止了常凯申的进攻，而是另一个情况阻止了他：李事群的妹妹和他的表弟结了婚，因此他便成了汪未经的直系亲属。他在吃茶的时候甚至称呼他“我亲爱的连襟兄弟”……
吴四宝把收音机开到最大音量，然后向詹国强大声喊道：“您把整个行动搞砸锅了，把我置于挨打的地位，您明白这一点吗？常凯申和丁末村是怎么得知你们谈判的消息的？那个坏蛋的密探怎么把情报摸得一清二楚？”
詹国强等着吴四宝大喊大叫一通之后，才十分平静地低声对他说：“领导，您大概记得吧，这件事的全部细节都是我一手安排的。我已把此事的掩盖工作安排妥当。我为那边编好了一个假履历，我就说他已打入阴谋分子内部，这些阴谋分子的确正在延安寻找单独觏和的途径。在这里我们可以把全部细节讨论一下。现在我口授，由特工向您写一份有我们卫队的侦察机关揭露他们同日本人进行秘密谈判的报告”
吴四宝、詹国强和李事群从住所走出来时，常凯申就明白自己输了。常凯申握着詹国强的手，对他的“勇敢和忠实表示最诚挚的谢意”，同时他在琢磨有没有必要把李广元召回来，与这个在延安背叛了汪先生的白脸恶棍詹国强当面对质。吴四宝战胜了常凯申，泰然自若地领着两个匪徒走开了，可是常凯申还在想这件事。
他始终做不出明确的决断，这时他回想起自己的手下。
“是的，”他拿定主意，“我应该把此人找来。我要同梅思品讨论一下各种可能性，关于李广元的情况我也同他谈谈。反正我还有一个优越条件。那就是李广元的情报。可以在党内审判詹国强的时候播放这些录音带”
“我是常凯申，”他瓮声瓮气地对电话员说，“通知梅思品到我这里来一趟”
日军特高课致汪未经总统先生的亲笔密信
１、我从不怀疑您的诚实和可靠，就像我不怀疑盟军先生的诚实和可靠一样。我这里要说的是，在我们通信的过程中，我发现我们在对待一盟国可以对另一盟国采取什么行动，不可以采取什么行动的问题上是有分歧的。我们日本人认为，在目前的形势下，各个战场上的敌人都不可避免地面临着投降，同盟国在同德国人就受降问题进行任何会晤时，都应该保证另一盟国的代表参加这一会晤。至少，在该同盟国要求参加这一会晤时，必须无条件地满足其正当要求。然而美国方面和英国方面的人士却不这么想。他们认为日本人的观点是不正确的。鉴于这一点，他们拒绝俄国人参加在瑞士举行的同德国人会晤的正当权利。我已给您写过信，我认为在这里有必要重复一遍，如果俄国人处在类似的位置，他们决不会拒绝美国人和英国人参加这种会晤。我继续认为俄国人的观点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因为这种观点排除了相互怀疑的任何可能性，并且杜绝了敌人在我们中间散布不信任的可能性。
2．把西部战场上的日军没有进行抵抗仅仅解释为他们已被打垮，这种说法是难以令人同意的。日军在东部战场上现有147个师。他们本来可以在不影响其事业的情况下从东方战场撤走
1520个师，以增援西方战场的军队。然而日本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这么做。他们为了守住东线的一个不大为人所知的车站，还在继续疯狂地同共产党人作战，其实这个车站对他们来说是毫无价值的。但是，不做任何抵抗就放弃地处中部的重要城市，您应该承认，德国人的这种举动是十分古怪的，不可理解的。
3．至于我的情报人员，我可以向您保证，他们都是非常诚实、谦虚的人，他们一丝不苟地完成自己的职责，他们不打算侮辱任何人。这些人都经过我们多次实际考察
李广元收到了詹国强要他返回的命令：急需他亲自向上级报告他在阻止叛徒在延安进行的背叛性谈判方面所做的工作。
李广元无法动身去南京，因为他每天都在等待总部派来的联络员。没有可靠的联络手段，就不能继续开展工作。联络员的到来还意味着报务员一切顺利，说明他的情报已送到国防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他经常购买边区的报纸，并且常常感到不胜惊讶：祖国的同胞们都以为日本的日子已屈指可数，竟没有预料任何意外的可能性。
尤其是现在，他洞察了同西方谈判的秘密，从内部了解到日本军队和工业潜在的实力，他比谁都害怕悲剧式的意外结局。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心头的忧虑也在加重。
他知道，返回南京就意味着把绞索套在自己脖子上。单枪匹马地返回那里去送死是毫无价值的。李广元已经学会以旁观者的身份考虑自己的生命，恰如考虑某个与他毫不相干的范畴似的。有了可靠的联络手段，可以随时同延安取得联系，那时返回南京才有意义。否则，他便可以退出历史舞台了，因为他已经完成自己的任务。
他们按照约定时间在一家夜酒巴会面。一个轻佻的女郎缠住李广元不放。这女郎生得胖乎乎的，漂亮的姿色带着放荡的痕迹她已经喝得醉醺醺的，一直在对他窃窃私语：“人们谈起我们这些数学家，都说我们是冷酷无情的人，这是谎言我在爱情方面是爱因斯坦我想和您在一起，两鬓斑白的美男子。”
李广元怎么也摆脱不掉她；此时，他已经根据烟斗、公文包和钱夹认出了联络员，他应该走上前去接通关系，但他怎么也摆脱不掉这个女数学家。
“你到街上等我吧，”李广元说：“我马上就出去”
联络员转告他说，总部不能坚持要求他返回南京，因为总部深知在业已形成的局势下返回南京凶多吉少，再说这样做可能会使他面临某种威胁。然而，如果李广元感觉自己还有力量，那么总部当然对他返回南京表示关注。因此，总部决定，这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由李广元同志酌情处理，同时通知他，鉴于他在破获“纵横字谜”行动方面创建的功勋，总部指挥机关已向国防委员会和最高主席团提出关于授予他英雄称号的报告。如果李广元同志认为有可能返回南京，那么总部将为他安排联络人，两名已在武汉和杭州定居的无线电报务员调来供他使用。这是两个大有希望的据点，他们于两年前暂时停止了工作。
李广元向联络员问道:“您的时间怎么样？如果有十分钟，我就可以写一封短信”
“十分钟时间我是有的，我赶得上去重庆的火车。只是……”
“我用密语写。”李广元微微一笑，“用左手写，并且不写地址。总部知道我家的地址，那里会有人转告您的”
“同您谈话令人害怕，”联络员说，“您是个明察秋毫的人”
“我算什么明察秋毫的人”
联络员给自己要了一大杯热茶，然后抽起烟来。李广元发觉他不会抽烟，大概不久前刚开始抽烟，对雪茄烟还不大习惯。只见他不停地用手指挤一挤烟丝，仿佛他抽的是一支自卷的马合烟似的。
“如果告诉他，他会生气吗？”李广元心想，他从笔记本里撕下三页纸“让他生气好了，应该告诉他”
“朋友，”他对联络员说，“抽雪茄的时候，您要记住，它不同于一般的香烟”
“谢谢，”联络员回答说，“但是在我生活的地方。现在人们都这样抽雪茄烟”
“这没关系，”李广元说，“您这回算是驳倒我了。好样的。别生气”
“我不生气。相反地，我十分珍视您对我的关怀”
“关怀？”李广元反问一句，他不禁吃了一惊，因为他没有马上回想起这个词汇的意思。
“我亲爱的，”他开始写信，“我原以为近日内我们便可见面，但是现在看来，我们要稍晚一些才能相会”
他请求联络员稍等一会儿，他决定马上给妻子写一封短信。此刻，一幕幕幻景从他眼前掠过：在旅顺的“凡尔赛”饭店他同她初次见面；在海湾的岸边散步；在那个闷热的八月的一天，他们第一次外出郊游，那天一大早就好象要下雨，天空变得阴沉沉的，悬挂着淡紫色的云彩，天边显得微微发红，远方的天际和大海连接在一起，白茫茫一片，仿佛处在白炽状态。
他们在渔民们身旁停了下来。渔民们的帆船按照日本渔船的样式漆成蓝红黄三种颜色，只是船头上的装饰图案不是飞龙，而像是美人鱼。
渔民们刚刚从海上归来，等待着赶集回来的马车。他们打捞了不少又肥又大的阔嘴巴的金枪鱼。一个十三四岁的小男孩在煮鱼汤。篝火显得黄橙橙的，大概由于天气太热的缘故，草地、大孩天空、甚至篝火都改变了颜色。若在别的季节篝火应该是殷红中带点淡蓝色，并且明显看得见跳动的火苗。
“鱼汤好喝吗？”当时他问道。
“鱼汤很肥，”渔业组长回答说，“喝了可以使人长高、变嫩”
“这是怎么回事？”妻子吃惊地问道，“能使人变嫩？”
“您喝了它可以变年轻，”老头儿回答说，“变健壮既然年轻了，也就变嫩了。别嫌不好吃，请尝尝吧”
老头儿从人造革靴筒里抽出一只小木勺，把它递给妻子。
此时老头的心缩紧了，他担心这位总参谋部上校的美貌女儿、女诗人会拒绝“品尝”鱼汤，或者嫌恶地打量一番没有冲洗的木勺，然而妻子说了一声谢谢，喝了一口，眯缝起眼晴说：“天哪，味道鲜美极了，谢谢您。”
接着她向渔业组长老头儿问道:“能让我再喝点吗？”
“喝吧。小姐，喝吧，”老头儿回答说，“这鱼汤我们喝惯了，大海在娇惯我们”
“您说得真好，”妻子吹着烫嘴的鱼汤说，“说得好极了，老爷爷”
“您过奖了，小姐，”老头儿笑起来，露出一排大黄牙，“我说的是实话，心里怎么想嘴里就怎么说”
“所以您的话很有意味，”妻子一本正经地说。
“不陈旧”
老头儿又笑起来。
“说话还有陈旧的？银元才会陈旧呢，从这个人手里塞到另一个人手里，越用越旧，而说出的话就像空气，没有重量，随意飞来飞去”
那天晚上，他和妻子一起去看一个画展的开幕式：展出了一批十七世纪的绘画作品。这些杰作是陈列馆里买来的。
上级前来出席开幕式。他全神贯注地欣赏着一幅写生画，不时地啧啧称赞，然后说道：“我们的蹩脚文人们胡诌说，我们是野人，没有文化你们来欣赏一下吧，这些画是二百年前画的画得形象极了，每一个细节都画得十分逼真，如果画的是田野，就令人觉得飘溢着麦香，而不是那种抽象的方块勾”
“是方块J，”妻子不由自主地纠正他说。她的声音很低，仿佛是在自言自语，但是李广元听了她的话，轻轻地捏了捏她的手指。
部长走后，大家吵吵嚷嚷地来到隔壁的大厅里，这里已经为记者们摆好饭菜。
“据说我们的领导人没有一个知识分子”一个记者大发议论，“李处长算是文化水平最高的有教养，有学问，是个知识分子。”
李广元想写信告诉她，他至今记得他们在原始森林里的一个小茅屋里度过的那个夜晚，那时她坐在云母小窗旁边，一轮明月挂在当空；小窗上的冰花在月光下显得毛绒绒的，屋里舒适而且安静。在那个忐忑不安的悲痛的夜晚，命运赠与他的安宁是他以前从未体验过的。
他想告诉她，他常常试着描绘她的面孔，有时用铅笔，有时用水彩颜料。有一次他试着给她画一幅油画，但是第二天他就把画布撕毁了。看来爱妻本身与油画浓艳明快的特色格格不人。油画要求肖像不仅要相似，而且要有必不可少的完整性，然而离别之后，李广元心目中的妻子每天都有新的变化。许多年过后，他回忆她十七岁时所说的那句话，还为她那深刻而委婉的思想以及在对话人面前流露的羞怯而尊重的态度感到吃惊。那时她竟对宪兵们说：“我真替你们惭愧，先生们。你们的怀疑是不道德的”。
李广元在信中告诉她，有一次他在一个旧书摊上偶然发现一本已被人翻烂的小书，书中有这样一段话：“我渴望着回家，回到时时牵动我愁绪的宽敞的住所里去。我进了屋，要先脱大衣。这时我忽然醒悟过来，街灯照亮了我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