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3日，公馆马路上中国进出口公司的大门内被扔进了两颗炸弹，两名雇员被炸伤。三天之后，两枚手榴弹被投入了四川路桥南端的人群中，炸伤了十多个入。
9月18日，奉天事件七周年的纪念日，所有行政当局都采取了特别的预防措施，例如增派武装巡逻、街道上设置路障、对隐藏武器进行搜索，以及对旅馆住客进行检査。
正是由于这些措施的实施，“这天总算没有什么事故地渡过了”。
整个9月份，只有5起事件，导致了15入受伤，2入死亡。然而，1938年9月30日暗杀事件中的死者，乃是著名的政客唐少仪，日军土肥原司令希望他岀任南京伪政府的首脑。
1938年，近卫首相为对付中国战略而做的主要努力，乃是敦促一位著名的中国政客出面组织一个在日本控制下的中央政府，以实现和平殖民。面最有可能的三位候选入即是曹银、吴陪孚和唐少仪。
曹银死了，吴陪孚无意于担当此职，他的条件是除非日本人撤离。因此，只剰下了唐绍仪。而且他表示愿意岀任新的民族政府的首脑。
当军统华东局的局长周伟龙收到情报，称唐少仪正与日本人签订协议时，他即建议暗杀。戴利同意了他的建议。
军统行动组通过唐绍仪的亲戚谢志磐，掌握了他的行踪。
军统行动组组长赵理君从谢志磐那里得知，唐少仪是个古董收藏者。于是，他便和暗杀组的其他成员相强伟、林志江一起，将一只稀有的古花瓶放在设有假底的一个盒子里，假底内则藏了一把小巧的利斧。经谢志磐的介绍，他们将花瓶带进了唐少仪的起居室。
当唐少仪欣赏古瓶之时，一人走近盒子，抽出利斧砍向他的头颅，将他杀死在沙发上。这位著名人物的死亡，使得警方进行了大范围的搜捕，但是相强伟与谢志磐已经通过香港逃到了重庆。此后，这桩案件再未侦破。
同样大为减弱的第二波恐怖浪潮，始自1938年11月下旬，其髙峰是试图暗杀上海伪市长傅小庵。10月份，共有8起暗杀案，有3起导致死亡。
11月份则有数起凶杀和暗杀未遂案，多起出自政治动机，然而，11月25日傅小庵市长差点被杀害，但不是岀自汉口方面的剌客之手，而是遭到伪政府内部人士的袭击。
当天早晨，“傅市长”乘车离开新亚饭店的寓所，身侧坐着一个日本宪兵，两名中国保镖则乘着带边斗的摩托车追随其后。
上午9时50分，汽车抵达江湾的“特别市政府”大厦。当市长走出小车时，一名穿制服的警察走上前来向他开枪，但未命中。傅小庵吓得跌倒在地，日本保镖则掏出手枪，警察转而向他开了三枪，将他击倒。
然后，刺客逃到一个墙角，开枪自杀。日本士兵们之后掏出了刺客的心、肝，放在被杀的日本宪兵面前，以作献祭。
刺客名叫周文山，20岁，是日本占领前的警察学院的毕业生，湖北人。
他曾由伪政府警察学院侦探姜同义介绍，参加了“大道市长”苏锡文治下的伪保卫团。日本宪兵队立即派岀人手，前去逮捕姜同义，但是他早在三天前就带着家人一起离开了上海。
翌日，日本军方逮捕了保卫团团长陈锦涛及其30名部下，所有人都被带往虹口宪兵司令部。伪警察局和警察训练营官员中的其他介绍人或担保人，也遭到日本宪兵的逮捕。
因为国民政府军统局与上海警方关系密切，故如果日本人怀疑军统煽动了这次大胆的暗杀行动，那将是十分自然的。
然而，日本宪兵队在经过广泛的审讯之后，似乎认为，这是保卫团的官吏们为了被驱逐的大道政府首脑苏锡文，而对傅小庵发动的一次袭击。
这个结果不足以抚慰傅小庵，他因这次枪击事件而大伤元气，以至在福民医院住了10天。
接下来并没有发生第三波袭击浪潮。12月份和翌年1月份，上海相当平静。接下去发生的一件大事，则并非炸弹投掷或者戏剧性的公开行刺，而是由国民党秘密特工策划的，对一名日本大特务进行隐密而专业性的谋杀。
1939年1月29日下午7时，新新旅馆的仆役们听到605号房间传来枪击声，他们知道那里住着一个名叫马一航的男子。
当他们进人605号房间时，发现马先生右太阳穴中了一枪，仰天躺在一大堆血泊中。他似乎是坐在桌子前阅读一本墨索里尼传记时遭到枪击的。
位于贵州路上新新百货公司楼上的新新旅馆的职工，在7时06分打电话给老闸巡捕房，马一航立即被送至仁济医院，他在那里始终没有恢复神智，于9时45分去世。
警方在检查他的遗物时，发现了贴有其照片的一张通行证，署名马一航，籍贯福建。42岁，职位是维新政府行政院参议。
此证由日本人颁发，维新政府立法院签署，持证者可以通行于南京、虹□和江湾。
回到605号房间后，侦缉股发现了一个空弹匣。经过弹道分析，证明刺客使用的是点32口径的“魔鬼“手枪，编号1306。
而这把枪却是工部局警务处于1930年武器抢劫案现场发现、并被上海特区法院没收的武器。
由于法院的记录表明，该枪支已于1934年移交给淞沪警备司令部，故侦缉股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马一航是被奉戴利之命的某个军统特别行动组谋杀的
这次暗杀的古怪背景，使报纸上出现了戏剧性的标题《神秘男子被杀于本埠旅馆》、《迷雾笼罩中的枪击案》等等。
然而，对于此案的秘密调査所获得的令人惊心动魄的证据，远远超过报刊猜测的程度。
报纸正确地报道了马一航曾为广州的日本占领军效力，曾岀任广东省政府财政厅厅长。
枪击事件后不久，警方从旅馆仆役那里得知，马一航住在旅馆期间，每天有五六人前来拜访他，所有人都穿着讲究，操着国语。
侦探们在仔细检查了马一航的财物后，发现了他的通讯录，其中收录了数百个名字，从警察、买办直到商人、政客。此外，还发现了三个极有意思的文件
“华南实施之事务”，是为推翻广东“实权派”以及在沪、宁建立情报机关的时间表和具体安排。其出版宣传的预算经费就达15万元。
“组织新闻社”，该计划旨在组建一个报社，以影响香港的报纸，并引导美国与南洋诸岛的华裔居民的宣传工作，依照将要设立的新的特务部的指令行事。
“组织声讨团”，打算为广东的汪未经支持者组建一个别动队。该团体将在特务部的指导下行动，“推行利用武力对付反动分子的”铁血政策，在香港和九龙设立分部，并有一个机动队，用以搜集情报和指挥包括暗杀在内的特别行动。
显而易见，马一航不仅仅是维新政府的一个政治顾问。
这些情况在1月30日上午秘密地得到证实。刚好在殡仪馆的讯问之前，特务股接到了从美商上海电话公司打来的一个电话。电话中说，他们的一个职员愿意提供关于马一航案的匿名情报。
在与一位探目面对面的交谈中，“来自台湾的一位中国男子”声称，马一航是他自1918年以来的朋友。
当时，这位情报提供者为广东省政府工作，而马一航则是省财政厅厅长，在陈琼明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马一航与一个名叫蔡祥生的日华混血儿的关系极好，此人操一口纯熟的日语。与汪未经有着密切的联系。
陈琼明被推翻之后，马一航与蔡祥生逃往日本，未遭逮捕。嗣后，蔡祥生进了东京大学，一直待在日本。而马一航则返回了中国，加入了汪未经派系，任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议。
1937年7-8月中日开战后，蔡祥生成功地在好几个伪组织中担任了职位，并在一年之后成为田中将军麾下的日本特别勤务队政治课课长。12月，当汪未经与常凯申决裂之后，蔡祥生来到香港，招募了马一航。
他们于1939年1月1日一起回到上海，马一航便岀任位于外滩483号4单元的日军特务机关政治课课长助理。
从此以后，马一航便依靠蔡祥生提供的经费在上海生活，从一个旅馆迁至另一个旅馆，直到死于新新旅馆的605号房间中。
假如说，那个台湾人的叙述在基本事实方面还有疑问的话，那么，当马一航的儿子、蔡祥生以及日本特务部的代表在殡仪馆露面，并认领马一航的遗物之后，侦缉股便驱散了一切疑云。
刺客再也没有抓到。因此马一航之死，与杨上校的被关押以及“两吨常”之死，都是日本特务及其中国同伙遭受挫折的标志。
当“孤岛”上海的生活越来越困难时，暗杀活动的主动权握在了国民党特务的手中，他们制造了多起针对鼓励通过谈判与敌入合作的资深傀儡官员的积极暗杀。
至1939年秋天，由难民潮驱动的1937-1938年的经济繁荣开始衰退。当时的形势清楚表明，日本人将封锁长江的商业和客运交通，从而切断上海与大部分内地的交往。
从此以后物价像吹断了线的风筝，又像得道成仙，平地飞升。
公用事业的工人一再罢工，电车和汽车只恨不能像戏园子和旅馆挂牌客满。银元和铜币全捜括完了，邮票有了新用处，暂作辅币。
可惜人不能当信寄，否则挤车的困难可以避免。生存竞争渐渐脱去文饰和面具，露出原始的狼毒。廉耻并不廉，许多人维持它不起。
在1939年年内，上海的股市失去了控制。投机者们将战争概念股炒到不可思议的高价，货币兑换率“随着每一个谣言而上窜下跳”。
1939年2月初，囤积居奇者以每大包1000元的价格购买了大量棉花，贮存在仓库中。以致阻滞了国内市场，以及正想将棉花经由法属印度支那，运往欧洲的外国贸易公司。
当月底，价格上涨至2000元。6月25日，日本便迅速迫使当局向中国船舶关闭口岸。人为上涨的棉花市场随之崩溃。50多家进出口公司因此破产;如此紧张的银根不可能获得所需的利润，于是股市行情也一落千丈。
骗局！大骗、小骗、巨骗，犹如棉纱事件一样，剥夺了人们的必需品，危及了整个城市的生活。
之前，上海出现了奇特的繁荣，有别于中日开战后不久1937—1938年的两极分化的繁荣。人们几乎无法预订到一个房间，以至若要看一场周末电影也得预先订票。夜总会则鳞次栉比。
美国人与英国人的生活，似乎与1937年以前的模式完全相同，只是其饭局、跳舞以及饮酒的次数均比以前更多了。
大部分人受雇于大公司，其薪水则用美元或英镑结算，听以随着中国货币的贬值，他们的美满生活又回来了，至少当时是如此。
然而，上海在暗中却已经饱受着不断蔓延的毒气之害，正如一个家庭中有人生了病，便预示着整个家庭的大混乱一样。
通货膨胀便是这一病症，它既打击了白领阶层，也打击了蓝领工人。如果说，1936年时上海人的生活费用指数是100，那么，到1939年5月时食品的价格是774，房租是385，衣服是503，燃料是636，日用杂品则是599。
1937年11月，日本对上海南部实行军事占领之后，南市变得相当繁荣，但如今也箫条了。在1937年可以买到玉石、金鱼和热带鸟的闹市，于1939年开始荒芜了，只有少量穷人在那里乞讨面、米。
一度拥挤不堪的城隍庙内，乞丐们躺在布满灰尘的神像脚下。
1940年年初，旅行家瓦尼娅奥克斯离开上海之时，正值日本傀儡们在仔细甄别右翼与左翼，她报道了上海人与侵略者决一死战的决心。
但是当她于几个月后回到上海时却感觉到了中国精神的崩溃。她问其中国朋友，为什么他们变得如此消极，竟接受了日本人的占领？他们的回答很简单:“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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