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终，徐恩佐告诉警方:“海滩光是赵光义所发起的对付汉奸的暗杀**，比他指挥的要多的太多，而很多袭击**赵光义也根本不知情。由此看来，海有不止一个的暗杀组织像我们一样活动着。我不知道他们，因为我们是独立活动的”。
对于他这个供述，工部局只得同意。毫无疑问，依然还是中国国民政府下面大大小小的组织在海进行地下活动。他们也只能等待时机，再进行打击。这些地下组织可以举行各种各样的战时纪念活动，令海呈现岀各种各样“武装营”的复杂局势。
在这些来自各方的抵抗分子聚集起来，准备更激烈的搏斗前，海滩的两个租界以及日方和伪政府这四个部分的行政当局，只能进行等待。
接下来的资料，结合了当时的报刊和两名资深政工干部搜集的所有情报组成。级给他派来的这两名干部，真正的用意就在这里——通过案头资料的组织和收集，给他测绘出海的政治生态和各个组织和派别。
边区这么多年来，虽然在海的情报工作因为内奸和叛徒的出卖也屡遭重创。但是，经营多年的情报系统，在之前也确实搜罗了大量的文件提供到了边区。所以，这两名资深的干部，不仅仅是政工特长，更是两个经验丰富的情报整理和分析专家。
在结合供词以及公开报道，加原先通过情报渠道搜集到的所有消息汇总。他们给蒲素呈现出了一个光怪陆离的海政治斗争圈。这些材料只能在这里看完，不能带走。这时，伙房送来了一汤一饭，蒲素就在案头边吃边看。
虽然双方都逬行爆炸和暗杀，但是在秋天和初冬活动相对减少的时期，忠于中国的一方，或者说国民党抵抗分子占了风。32岁的律師陈云，是南市维持会会长，他被认为管辖着伪南市区法院，遂于1938年8月30日被枪杀，成为历时一月的高度紧张和崩溃冲经**的终曲。
在此期间，海有两个亲日的社团，都始建于1938年1月左右。其中更有名望者，乃是中国复兴公益会。它所声称的目标，是促进中日之间恢复和平运动，建立东方新秩序，以及推进中国的复兴和公共福利。复兴会通常致力于宣传工作，尤其是在报界进行宣传。另一个主要的亲日组织中华皇道会则更多地从事“特殊工作”和恐怖活动。
复兴会得到日本军方的资助，并由一个名叫木村的日本特务控制。该会的傀儡会长刘松以及副会长每月都有500元薪金，而五个部的部长则每月360元。
由于其成员每月可获180元，再加仆役、租金、汽油等等附加费用，故每月的总津贴达23000元。
复兴会的章程由一个不太可靠的名叫杨嘉切的人拟订。人称“瓦尔特杨校“的他，从圣约翰大学毕业之后，曾为一家美国律师事务所工作。
他被指控挪用公款，因纵火烧毁事务所及其账册而受审，在华德路监狱服刑之后，充任东北军阀张作霧的英语翻译。
杨校还在声名狼藉的张宗昌的山东军中当过情报官，此后，他在国民党的间谍部门领导日本情报处。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就被解雇了。杨嘉切刚开始工作于一家海的外国侦探所，但是再次被指控为挪用公款。
中日战争爆发时，他正好失业。鉴于他的律师背景，日本人雇用他起草复兴会的章程，旋即升任总务部部长。
如果说，瓦尔特杨校的背景不太清楚，那么，中华皇道会的头目，一个“臭名昭著的江北流浪汉常玉清“，则是显而易见的邪恶之徒。
他是一个体重达315磅的畸形歹徒，被叫作“两吨常”，此前是个屠夫和码头工，犹如许多苏北流氓一样，他在海的华界周围拥有浴室和戏院。
作为青帮中苏北帮头目顾竹轩的好友，常玉清在日本人于1932年1月占领闸北之后，便当了苏北同乡会的会长。六年前在日本人占领的四个月期间，“两吨常”被日本宪兵队视作华人警察首领的候选人。当日本人最终于1932年5月撤离闸北后，常玉清也不得不离开他们，逃往东北的大连。
1937年，日本军队返回海之后，他也乘着汽车回来了，建立了黄道会，招募青帮的帮众，在以特务许斐为首的日本特务部的庇护下从事特殊活动。
黄道会与复兴会在新亚酒楼的客房里亲密合作，伪市长傅小安也在此接受日本宪兵的庇护。黄道会在董友贤的海海员工会以及沈文元的海码头工人总工会中也发展了会员。
复兴会成立后不久，《社会晚报》的经理蔡钓徒通过一位朋友而与瓦尔特杨校相识。蔡钓徒的报纸被工部局所封。据其申诉，是由于日本人的抗议而遭封杀。他希望与颇具实力的杨校建立友谊，以期他能劝说日本后台消除对《晚报》的敌意。
两人成了结拜弟兄，经常一起出入于酒楼茶肆。然而，特务木村告诉杨校道，蔡钓徒实际是汉口政府的一个间谍。蔡钓徒为了表明自己的清白，便向复兴会会长刘松出示了前吴淞警备司令杨虎中止《社会晚报》营业的一纸命令。
然而，这一举动却产生了适得其反的效果：命令中的措辞使得蔡钓徒有了更大的嫌疑。1938年2月5日，瓦尔特杨邀请蔡钓徒赴新亚饭店，参加由刘松和负责黄道会的特务许斐作东的一个宴会。
宴会将近结束时，瓦尔特物和许斐要求蔡钓徒到六楼的一个房间去作个汇报，常玉清的黄道会党徒正等在那里。两天以后，人们在薛华立路法国总巡捕房附近的人行道，发现了刚刚洗刷过的蔡钓徒的头颅。
黄道会还策划了其他恐怖活动，包括6月12日对中国旅行社和两个电台的爆炸。但是，正是蔡钓徒的砍头**以及日本人在8月13日挑起的骚动，才导致了黄道会声名狼藉，并且随之解体。
8月13日，几乎没有什么反日活动。倒是在全城各地发生了反对民族主义者的**，这都是由日本军队的特别勤务队成员或者黄道会会员煽动而起的。
反对欧美和反对常凯申的传单从挂着“自卫团”牌照的汽车或者飞机撒下来，悬挂中国国旗的店员遭到手枪的威胁或者袭击，负责反恐怖活动的工部局警务处的华籍官员被与黄道会有关系的枪手谋杀。
在沪西共有16名日本人被捕，其中的大部分人都穿着中式服装，并带着武器。在沪西美**队负责巡逻的区域，正值美国海军陆战队走近之际，日本特务机关曹家渡分部的三个便衣警察强迫一名中国店主拉倒了一面国民党党旗。
日本人奔向一辆小汽车，试图逃跑。警官“懒汉“马文，一位曾经得过勋章的战士，跃了开着的车子。当其中一人用枪抵住他的颈部时，他自己的枪也对准了司机的头部。
司机只得停下车来，并转而驶向普陀巡捕房，不过拒绝下车。当海军陆战队将他们拖离车子时，其中一名日本特务吉崎弘的头部遭到了重击。此事以及发生在该城其他地区的类似**，导致日本军事当局与工部局相互抗议。
最后，日本总领事只承认对在本事以及外国驻军区内被抓住的日军特务机关成员所犯的**负责，而否认与任何其他恐怖活动有牵连。然而从几个黄道会成员的供状来看，日本人不可能与那些恐怖活动无关。
蔡钓徒被黄道会成员暗杀一事，促成了司法控吿。审判于1938年9月17日举行。瓦尔特杨校被证明犯有谋杀罪，判以终身监禁。
与日本特务许斐有牵连的郑兵，以及将割下的头颅放在法租界内的秦锡贡，均被判三年徒刑。而这三人都与复兴会有关系。
第四个人名叫徐德灵，他说自己既不知道黄道会，也不知道复兴会，而只是新亚酒楼的一个守门人，他是被迫违背意愿而去洗刷蔡钓徒血淋淋的头颅的。不管怎样，他还是被判了四年徒刑。
在此同时，肥胖的常玉清则离开了海，黄道会处于半解散状态。他的计划是，依靠日本人的支持，并在特务清水的指导下，在安徽、江苏、浙江组织青帮联合会，以“安清同盟会”为旗号，即借用18世纪的青帮前身“安清帮”的名号。
实际常玉清不是在大运河沿线设立分会，而是在沪宁铁路及沪杭铁路沿线设立安清会的分会，其总部则设在南京的前蒙古西藏事务委员会官邸。
1938年12月6日，常玉清在南京创立了安清会。300名徒众聚集在香烟缭绕的祭坛前，祭坛供奉着翁德慧的画像，是为晚明时代青帮崇拜的首领，据说是青帮的奠基者之一。祭坛方悬挂着日本国旗和五色旗。
成员们在祭坛前立誓。常玉清和其他数人讲述了本帮的历史、全称“安国清民”的含义，以及创建之目的。“仪式结束时，众人为大东亚和平、日本帝国政府、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及安清会欢呼。
当天，海分会的帮众在愚园路1136弄31号，表面是日人花野的一个住宅里举行聚会。警方在报告中将参会者描述为前黄道会会员，其头目则为傅少棠和赵万义，“二者都是戈登路和普陀路地区的著名流氓。
蒲素看到另一份报告估计道，1939年2月，安清会在海拥有700名徒众。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抗击国民党和**在海的影响”而主要手段则是制造恐佈活动，听命于南京常玉清的总体指挥。
但是，他们在这方面的效率却十分低下。1938年12月至1939年2月间，所有的暗杀和炸弹**都是亲chongqing分子所为，以至于令常玉清感到有必要亲自前赴海，推动安清会海分会的工作。
常玉清遂于2月10日秘密地来到虹口。他解除了傅少棠与赵万义的职务，提升了五个新头目，一个是他的亲戚，另外二人是他在黄道会时的副手，他相信他们能有效地推进工作。
安清会新任的宗教“师父”是冯宗长。常玉清的亲戚张继生出任总务部部长，经营财政;董友贤、沈文元和孙树宗分别出任中部、南部及西部分舵舵主。孙树宗此前是海公安局的一名侦探，在歹土的中心地带极司非尔路拥有三家赌场。
常玉清完成其策动之后，不得不逃离海，因为第一特区地方法院应工部局警务处的请求，以“租界内恐怖活动指挥者”的罪名，对他发出了逮捕令。
但是，常玉清却留下了加紧对付国民党与**的指示。并允诺，只要安清会成员“成功地获知两党积极分子，特别是其海暗杀团和宣传部门主要成员之出没地点和活动情况”，就给予金钱奖励。
将近6月，第一起亲南京的恐怖**发生了，这可能促成了国民政府的报复，即1939年8月13日的一次恐怖活动，或许由戴利组织。正当常玉清由保镖们护卫，漫步在南京的一条街时，忽然被七名枪手击倒。
尽管保镖们击伤或击毙了刺客，却未能救活这个肥硕的流氓，常玉清因伤重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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