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边无际的草原，用绿色的舌尖舔吻着蓝天的胸膛。“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祥和气氛掩饰不住炎炎夏风吹临后的肃杀之气。草原有博大的胸怀，有开阔的视野，温馨的空气，明媚的阳光。当你看到一只雄鹰振奋双翼、搏击长空之时，当你眼前掠过一匹嘶鸣的战马，拖着长长的尾巴消失在绿色和蓝色之间时，你一定会渴望变成一匹烈马，去感受大自然内在的节奏。那是一个令人神往的所在，因为它的勃勃生机；那又是一个令人想仓皇躲避的世界，因为它有暴风骤雪，在漫长严冬有昼夜几十度的温差，因为它满目疮痍。
一个年轻的行者牵着一匹小黄马在广袤的草原上不紧不慢的前进着，马背上托着竹篓，马鞍上插着根竹竿上面挂了一只葫芦，这是医士的标志，有了这个标记年轻人不但没有收到任何的阻拦，反而受到了当地各色游牧人士的热烈欢迎。
在亚欧大陆的腹地，大约从东经30度到120度、北纬35度到50度之间，从黑海向东，跨过乌拉尔山、帕米尔高原、蒙古高原，一直到大兴安岭，就有这么一块总面积不下千万平方公里的空间，那里自古以来一直是游牧民族的乐土。在这一广阔的地理区域内，由于远离海洋，所以气候非常干燥，降水很少，昼夜温差、季节温差很大，是典型的大陆性气候地带；环境十分恶劣，森林稀少，基本是干旱的草原。自然条件给在这里生活的人们只提供了一种选择，即必须经常移动，靠一块草地是无法长久活下去的。为了生存，他们逐水草而居，把整个草原当成自己的家，把整个草原作为生存的竞技场。可就是这片乍看起来并不太适合人类生存的区域，恰恰对人类历史的发展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在北亚，蒙古高原以其平均海拔1000米以上的高度显示着它的雄姿。阿勒泰山脉是它的西端，它宛若惊龙拥向东南，直到与所谓的戈壁“瀚海”衔接。向东则是杭爱山和肯特山，直至最东端的大兴安岭。与其他中亚腹地地区不同，蒙古高原总体上比较平缓，几座大山也并不陡峭，除了零星点缀着腾格里、巴丹吉林、毛乌素等几片沙漠外，这里分布着大片可供利用的牧场和小片森林。在高原南端，阴山山脉成为天然的屏障。这片相对平缓又封闭的空间给了游牧民族充分活动的场所。这里是游牧民族最活跃的地带，是绝大多数对中国以及世界产生过强烈影响的马背民族诞生的地方。不论是匈奴、东胡，还是后来的突厥、契丹，都曾占据过这块土地，建立起自己的草原帝国。
阴山以南历来是汉民族农耕文化的地盘。不幸的是，糟糕的气候总是给游牧民族带来无尽的灾难，特别是旱灾和白灾(雪灾)，对马、牛、羊的生存构成巨大威胁。一旦遭灾，游牧民族只好南下，到定居生活的邻居那里寻求救济。当无际的草原、糟糕的气候造就出的粗犷的性格和安土重迁的农耕民族讲究温良恭俭的柔弱性格相遇时，难免会发生误会和碰撞，加上一些草原统治者的私心杂念，草原政权和中原政权的冲突也就无法避免了。这也是游牧民族向来保持进攻姿态的原因。来自北方的压力，成为中原汉族政权延续了2000多年挥之不去的噩梦，特别是“元”、“清”两次灭顶之灾。
一般来讲，有着骑射优势的草原民族总会在冲突中讨得便宜。可风水总归是轮流转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一旦中原政权强大起来，“扫北”就成了一个必须完成的任务。骑马的民族往往喜欢直来直去，打得过就打，打不过就跑，向东是浩瀚无际的太平洋，骑马是断然游不过去的；向北，是西伯利亚的猎猎寒风和漫无边际的原始森林，还不如待在原地；于是，向西成了唯一的选择。因此强盛时向南、衰落时向西成为草原民族迁徙的一条无法回避的历史规律。
对于游牧民族而言，马是不可或缺的劳动工具。为了追逐奔驰于无际草原上的黄羊、野鹿，为了驱赶逐水草生存的牛羊，为了驱逐或躲避外来部落的侵扰，草原的孩子们从小就要学会在马背上生活。张量山注意到匈奴族中连三四岁的小孩子就能在没有大人帮助的情况下自如地上下马，据说他们中的很多人甚至就是在马背上脱离母腹，来到这个世界的。长年的骑马生活，使他们和马的结合异常和谐。所以当匈奴人第一次出现在欧洲骑士面前时，那些身着沉重铠甲自以为是的重装骑兵们目瞪口呆，他们无法理解匈奴人竟然能那样与马紧紧地连在一起，比希腊神话中的“人身马”还要神奇。
张量山利用给牧人看病的机会，好好的观察了一下匈奴人的马，这些马很像现代的蒙古马，马头很宽，眼睛突出，腿腕很细，比高大的欧洲马普遍矮一些。由于是在空旷的牧区牧放，漫长的严冬里没有避寒之地，没有千草或谷物作为补充饲科，这些马的体格不很高大，鬃毛很长，尾巴蓬松，显得非常单薄瘦弱；但却非常能吃苦，耐力、适应性很强。据匈奴牧民说一匹匈奴马可以在不吃不喝的情况下一天连续奔跑200里以上，而且特别擅长在山地上飞驰。换了欧洲马，早就累死了。不过这些马第二天就不能再骑这么远了，得将它放牧几天才行。不过这对匈奴人来说不是什么问题，因为他们战时习惯带上好几匹战马，能按需要连续不断地换着骑。高素质的战马保证了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控制推进速度。
光有人、马的和谐结合还不行，总不能追上黄羊或敌人后再扑过去徒手搏斗。于是，另一种令定居民族胆颤心寒的兵器－－－－弓箭，应运而生。弓箭在人类历史上出现得很早，早在母系社会，负责打猎围捕的男性部落成员就开始使用弓箭。但草原民族的弓箭威力更胜一筹，自然的挑战要求他们的弓箭射程更远、穿透力更强、功能更全面。
匈奴人的弓箭恰恰满足了这个要求。他们的弓被称为“反背弓”，由弹性优良的木头和金属复合制成，弓的两端和中部另外用兽骨或毛皮加固，弓长接近1.3米，有效射程超过200米。他们的箭种类更是繁多，有用来猎杀鹿、羊的骨箭，有专门用来传令的响箭，更有射杀大型猎物的铁箭。至于专门用来作战的铁箭更是可怕：箭头呈三棱状，长度大约60厘米，穿透力大得惊人。
张量山偷偷数过匈奴骑兵的箭壶，发现他们一般随身带上30多支箭，足够一次大战使用。即使用完了也不用担心，因为负责制造弓箭的能工巧匠就在大军尾部，随用随造！匈奴人一般比较粗犷，但对工匠是异常尊重的，如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张量山这样的医士在匈奴能得到热烈的欢迎了。
看过匈奴人的武器后，张量山再想想同时代罗马战士的武器就知道他们为什么对匈奴骑兵那么恐惧了。在古罗马，“远程”武器主要依靠投枪，和目前体育场上常见的标枪基本一样。为了增加杀伤力，投枪往往造得很重，以便增加其下落过程中的动能。但重投枪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即投射距离很有限。至于他们的弓箭更是不值一提，有效射程不超过30米！在他们还没有看清敌人的模样时，匈奴人的如蝗长箭已经从四面八方倾泻下来，穿透罗马士兵的鱼鳞甲就像穿透一张纸。
等匈奴骑士冲到面前，在箭雨下幸存的罗马士兵又不得不面对另外几件魔鬼兵器－－－－套索、弯刀和长剑。套索本来是牧民在奔跑过程中用来对付不听指挥的烈马的，对付人自然绰绰有余，不知道有多少罗马士兵在还没明白发生了什么事的时候就成了蹄下冤魂。至于长剑，中国人并不陌生。我们的双刃剑可劈、可刺，和欧洲有尖无刃的重剑相比优势明显，而且匈奴人的剑把上部还装有金属护手，在近距离白刃格斗时不必担心被刺伤手背。
有了马，有了弓箭，也就有了天生的骑射士兵。在冷兵器时代，骑兵具有十分明显的优势。有人甚至认为，一个训练有素的骑兵的战斗力能抵得上20个步兵的战斗力。如果以1：20的比例计算，10万匈奴骑兵的战斗力即可抵得上200万罗马步兵的战斗力。
骑兵有两大的优势：(1)它能以最大的速度和力量向敌人冲锋，如果让它冲到步兵阵营中，唯一的结果就是屠杀；(2)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机动灵活地从侧翼迂回包抄敌人。正是靠着这种无与伦比的优势，匈奴铁骑在不太长的时间里即横扫了整个中、南欧洲。阿米亚诺斯说：“匈奴人就像从山里出来的旋风，他们的速度是如此之快，以至于还没等人发现他们，营地就已经被攻占了。”当代军事史家总是习惯于把“闪电战”的发明专利权送给成吉思汗，其实，草原帝国的开创者－－－－匈奴人才是当之无愧的闪电战发明人。骑兵就是古代的装甲兵了，或者说现代的装甲战车其实就是古代骑兵的机械化、装甲化。
在匈奴的日子里张量山有幸受邀参加了一次匈奴人的围猎，看着一队队匈奴猎手和他们猎回的黄羊、麋鹿甚至野狼，他才了解到原来匈奴人从小就开始随父兄围猎，习惯了长期的埋伏和狩猎的种种诡计。他们不会和猛兽硬碰硬地搏斗，而是选择时机，出其不意地攻击它们，然后即刻逃走，让受到袭击的猛兽发怒追击，等它追累了，又突然回头发起猛攻。一而再，再而三，直到使其精疲力竭。这和中国古代兵法所讲究的“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是何其地相似。生活的经验很自然地会运用到战场上。匈奴人战术的核心是速度与突袭，其中最擅长的有两个。第一个就是诱敌深入。先派一支专门训练的骑兵部队向敌人发起猛烈的进攻，500～1O00人为一组，做一种显然事先计划好的、十分复杂的曲线运动来迷惑并打乱对方的阵形，如同暴风骤雨般地射箭，当战斗呈胶着状态时，则佯装撤退，迅速消失在地平线上，吸引敌人紧迫不舍。只有最精明和控制力极强的敌人才能抑制住追击的冲动。等敌人超出其后援所能顾及的范围或陷入包围圈后突然返回来，依靠自己弓箭射程远的特点，突然从上百米外用密集的箭雨攻击敌人。随后装备精良的铁骑会对陷入混乱和遭受严重伤亡的敌人发起最后一击。这种以退为进的战术匈奴人屡试不爽，以至于后来蒙古骑兵闯进乌克兰大草原时也大量的采用了这种战术。
战术之二是突然地大规模袭击，即闪电战。由于拥有优势的武器和强大的骑兵，匈奴人在敌人面前一般不需要示弱，而是更多地主动出击，利用骑兵的冲击力直接打击敌人。
和他们交锋的军队都有一种经历暴风雨的感觉：先是看见在远方的地平线上升起了一片云彩，那是匈奴人高速行军时掀起的尘土；然后能听见闷雷般的轰鸣，那是马蹄铁踏击地面的响声；在连匈奴人的影子都没看见的时候，突然间大雨倾盆：无数铁箭已经像非洲沙漠中的蝗虫那样，遮天蔽日地飞过来，下起瓢泼的“死亡之雨”。大部分曾与匈奴人交战的将士们至死都不知道，杀死自己的敌手长的到底是什么样子。
更令敌人恐惧的是，匈奴人完全不遵守战争规则，凡是进行过武装抵抗的对手，一律格杀勿论，从来不抓战俘。只有在一开始就老老实实投降的人，才能保住自己的生命。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打击敌人的士气，迫使大批潜在的敌人未战先怯，主动放下武器。
经过亲身体会张量山深刻的明白这些草原民族逐水草而居，看似毫无规律，缺乏组织纪律性，其实不然。每个部落，每个家庭都有相对稳定的活动区域，而且相互间保持着紧密的联系。游牧民族无一例外地实行全民皆兵的制度。平时，全体健康男子会提起套索，背上弓箭，外出放牧狩猎，既是生产劳动，又是最佳的战斗训练；战时跨马提枪，在本部首领的指挥下迅速组织起来，投入战斗。这样，游牧民族就具有了定居的农业民族所不具备的超强的动员能力。一般来说，全体战士以十为单位成百成千组成，随时准备应召。如果战争规模有限，不需要全体动员，则按一定比例抽兵参战。更为可怕的是，他们几乎不需要什么薪给，完全靠“以战养战”。就匈奴骑兵而言，他们只要随身带上饮用水和干肉就足够了，没有水的时候还可以暂时喝牛羊奶。至于其他的作战物资，就全靠敌人来“给我们造”了。在特殊的环境里，他们甚至可以一连十几天不食人间烟火。
后世的阿米亚诺斯曾经写道：“艰苦的生活方式磨炼了他们，他们从来不把食物煮熟了吃，也不需要美味佳肴。他们吃野菜的根，任何一种动物的生肉。他们把肉放在自己的大腿和马背之间，以此来加温。”吃生肉是完全可能的，不过把生肉垫在马鞍下可不是为了加温，而是为了避免因为长期骑乘，磨伤了马背。马是骑士的命根子，保护好战马才有一切！这样的军人，这样的生活，造就了一支可以高速运转的军队，一个驮在马背上的国家，一个庞大的游牧帝国。
后来与这样强大的军事帝国西进交锋中的古代欧洲军队显得不堪一击，望风而逃并称呼匈奴骑兵为死亡军队。然而他们不知道的是这只死亡军队却是被东方的农业帝国击败后而被迫西迁的。这个东方国家就是秦帝国以及继承了秦国的汉帝国。而让张量山倍感自豪的就是他的身上流着的正是这个古老民族的血脉。
前面说过秦国的发迹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一个奇迹。他不是周王姬姓宗亲，甚至不是华夏族邦国，却凭着一股不屈的韧劲崛起于西北，屡经挫折，终于把中原诸国打得落花流水，纳地称臣，统一了偌大中华，完成了千古一帝的伟业。大家往往却都忽视的一点就是这个秦国一直镇守周王朝的西部将匈奴帝国南下的兵锋一力扛下长达400年。即使是七雄争霸时也没有放松对匈奴的防御。也正因为如此终秦一朝，匈奴始终未能踏进中原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