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嘉靖年间,富庶的江南地区店铺林立,商品交易频繁。在当时的苏州府,万福记的酥饼是远近闻名的风味小吃,每天门口排队的顾客络绎不绝,店家开足马力生产仍是供不应求。不仅如此,还经常有官府和大户插班下大订单,足够万福记忙上几天的,门面生意自然就照顾不了了。有钱有势的大佬当然得罪不起,但是散客也是不能随意怠慢的。为了不让散客再空跑一趟,掌柜沈鸿昌情急之下,在收取定金之后打下了白条,允诺在指定的日子一定交货。

　　原本这只是应付散客的权宜之计,尽管万福记并没有这个生产能力,但为了本店的招牌和口碑,沈鸿昌只好硬着头皮上了。战战兢兢过了一个月后,沈鸿昌惊讶地发现,情况并没有自己想象的那么糟糕,每天拿着白条来提酥饼的散客寥寥可数,门面卖出去的酥饼也不比以前多出多少,但每天回笼的铜钱多出来不少。

　　细心的沈鸿昌多方打听,才知道有相当多的顾客购买酥饼,并不是留作自己食用,而是作为礼品馈赠亲友,而收礼的人也不见得会自己吃,往往过段日子找个机会转送出去。可问题是,酥饼存放时间长了就会发霉变质,没法再送人了。再者,拎着偌大的饼盒到别人家里,既不方便又惹眼。于是,好多人买了这种白条放家里,什么时候想吃了就自己跑到万福记兑换现成的,若是想送人还可以继续留存着。

　　沈鸿昌暗自琢磨起来,做一盒酥饼要花时间、人力和本钱,卖出去只能收到20文钱,这种白条几乎什么投入都没有,就可以凭空坐地收钱,而且不用担心马上就要兑现,岂不是无本万利不久,万福记开始印制盖有沈鸿昌私章的饼券,在门面叫卖起来。卖饼券的好处确实很诱人,酥饼还没有出炉,就可以提前收账,沈鸿昌不用再像以前为讨要赊账而苦恼了。卖饼券的铜钱可以用来做其他卖卖,而且还不用付利钱。顾客手中的饼券总会有部分遗失或毁损,这些没法兑换的酥饼就被白赚了。苏州城内的布庄、肉铺、米店掌柜看着都眼红了,一窝蜂地跟着模仿,卖起了布券、肉券、米券……

　　饼券上面没有标明面值,购买时按照当时的价格付钱,提货时不用退补差价。酥饼是用粮食做的,价格跟着粮价变化,丰年和荒年的粮价起伏很大,正常年景的一盒酥饼卖20文钱,而在丰年只能卖15文钱,但在荒年可以卖到50文钱。一些精明的百姓将饼券攒在家里,等酥饼涨价时再卖给人家,性子急的人不屑于这种守株待兔的做法,他们通过赌来年的收成,做起了买空卖空的生意来。倘若来年是丰年,现在的饼券就跌价;倘若来年是荒年,现在的饼券就涨价。不仅仅是饼券,市面上其他的券也被人做起投机交易来。当铺和票号见有利可图,不仅仗着自己本钱雄厚来分一杯羹,轻而易举地操纵起价格,而且还接受百姓各类券的抵押,放起了利子钱。

　　如果继续发展下去,或许将会形成为一定规模的证券市场和期货市场。可是历史不容许假设,嘉靖年间也是倭寇危害江浙甚重的时代。嘉靖三十三、三十四年,倭寇接连3次奔袭苏州府。一时间,苏州城内物价飞涨,人心惶惶,商家趁机囤积居奇,市面上的券被百姓疯狂抢购。没等倭寇攻城,自己就先乱了,苏州知府任环痛下决心铁腕治市,强制平抑物价和开仓放粮。市场供应逐渐平稳下来,券的价格于是一落千丈。券不值钱了,债户倘若归还利子钱,将券赎回就大不划算了,便纷纷赖起了账。当铺和票号里押着的券天天在蚀本,伙计们焦急地上门催讨利子钱。可债户说,利子钱先前都用来抢购东西了,现在物价便宜了,我们手头却没钱了,要不那些券就留给你们吧。当铺和票号不敢再留这个烫手的山芋,赶紧找发行券的店家,要他们按照原价赎回。掌柜们当然不答应,当铺和票号狠了狠心,贱价卖给了百姓。百姓害怕物价再次上涨,涌进店里要求兑换。商铺哪有这么多货呢债台高筑的掌柜赶紧关门谢客,愤怒的百姓砸了店,苏州城内倒闭的商铺十之五六。任环从没见过这种场面,唯有使出强硬手段:责令各商铺限期回收券,倒闭的商铺收归官府,斩杀几个挑头闹事的暴民……

　　明朝是一个重农抑商的朝代,自视清高的士大夫是瞧不起做生意的,加之这次“金融危机”规模和影响不大,正史居然把这段历史省略了。尽管有几位失意文人写的杂书中提及此事,可惜的是,谁也没有深入探究其中的奥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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