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中，朱铭没打算再做实验。

　　他发现如果降低沙土配比，加入木炭粉和锯末，能让蜂窝煤更易燃。如果锯末轻微碳化，蜂窝煤就更好烧了。

　　但考虑到成本，通通放弃。

　　直接来简单粗暴的更好，煤加泥土一样能烧。还要什么木炭粉？还要什么锯末？

　　煤80%，泥20%，这是最佳比例，烧得久也容易点燃。

　　泥土没有别的选择，开封附近多为黄壤土。而且，并非适合做蜂窝煤的黏性黄壤土，是那种黏性稍弱的沙质黄壤土。只能说，可以用。

　　“相公，家里有客人等你，正在听陈先生讲学。”白胜接过缰绳，牵着马儿进去。

　　朱铭问道：“士子？”

　　白胜说道：“姓车，自称是炭行行首。我把家里的炭炉和炭球，全都搬屋里藏起来了，没让他看见。”

　　“做得好。”朱铭夸赞道。

　　白崇彦和闵子顺，依旧在看书备考，关试已确定在下月初二举行。

　　朱铭得罪了蔡京，蔡党又掌控吏部。

　　即便他们考试合格，估计也会遭受打压，扔去穷乡僻壤几年别想挪窝。

　　朱铭必然连累朋友，也不知该如何安慰。

　　却见陈渊坐在廊下，给一个商人讲道：“石炭司与官办场，违背了方矩之论。你们炭行难以画方，只得寻求罢市，这是对的，无可厚非。”

　　商人高兴道：“在学问上，俺们也占理？”

　　陈渊点头：“自然占理。天道无非人道，仁者爱人，商贾也是人，朝廷当以仁政待之。”

　　商人问道：“可那些相公们，却说商贾是奸猾之徒，朝廷也说咱是工商杂类。”

　　陈渊反问：“商贾之中，多奸猾之辈，难道不是真的吗？”

　　商人对此无法辩驳，因为这属于事实，只能比烂道：“商贾多奸猾，难道读书人就不奸猾？朝堂上那些相公，有几个不奸猾的？”

　　陈渊说道：“若想不被鄙夷，商贾应当生财有道。须谨记，是生才有道，非生财有术。道与术，道为先，术在后。君乃炭行行首，若无官府盘剥，尔等就不会囤积居奇、哄抬市价吗？”

　　商人说道：“自然不会，炭行也是有规矩的。”

　　陈渊微笑：“既如此虚伪，阁下也不必听我废话了。告辞。”

　　“先生莫走，”商人连忙拦住，“俺喜欢听先生讲大道理。”

　　陈渊说道：“商贾的坏名声，并非读书人强加的，而是千百年来，你们自己给自己戴的帽子。汝可知，南方有儒商？”

　　商人摇头：“不知。”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以及读书人的泛滥，从北宋中期开始，就有越来越多的落榜士子经商。

　　其中一部分，将儒道与商道结合，自称为“儒商”。他们奉行“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将儒家“义利之辨”融入商业活动，不管私底下如何，至少表面上无可指摘。

　　而王安石的新学，对“儒商”起到了推波助澜的效果。

　　陈渊说道：“儒家有义利，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是里的句子，阁下想必早就读过。但君子可以言利吗？可也。君子当以义理财……”

　　以义理财，是王安石的观点。

　　最近一段时间，为了能在京城讲学，陈渊重新翻开王安石的文章。

　　以前他读王安石，带着批判的眼光，纯以洛学门人的角度出发。

　　如今再读王安石，则以吸收为目的，摘取新学的可用内容，把“道用学”包装成新学拿去推广。

　　读书角度不同，观感就大不一样。

　　陈渊发现，王安石的义利之辨，大部分可以给道用论做注脚。

　　要谈义利，先谈人性。

　　王安石推翻了孟子、荀子等人的观点，直追孔子的“性相近，习相远”。他认为天性无所谓善恶，既不善，也不恶，纯靠后天学习。

　　继而，又说义与利并不对立，而是可以统一的。

　　公利便是大义，为国理财谈的是利，其结果却是义。还说“一部，理财居其半，周公岂为利哉？”

　　又说杨朱只知利己是不义，墨子只知利人是不仁，利人利己相结合才是仁义。

　　陈渊最近还在继续写文章，“义利篇”就快写完了，大量引用王安石的观点。

　　但有一样，陈渊不支持王安石。

　　他认为“义在利之先”，而王安石认为“利在义之先”。

　　王安石太过激进，说人有常性、长寿、常产，又不受骚扰盘剥，才能有良好的道德情操。没有安定的物质生活，人就不可能有好的道德，没有好的道德社会就会动乱。

　　可以简单的概括为：穷逼没资格谈义！穷逼别来扯道德！朝廷必须把穷逼变少，再通过道德教化，君子才能变多，社会才会安稳。

　　这个观点，让陈渊感到极度不适。

　　君子固穷还讲不讲？

　　这位商贾，下午就来拜访朱铭，一直听陈渊讲了三个小时。

　　最后他作揖道：“先生真乃大儒，俺有一子，在府学读书，不知能否拜于先生门下？”

　　“可以，”陈渊微笑道，“别的商贾子弟，也尽可来求学。”

　　商人说：“俺是炭行行首，回去便与他们说，让炭行商贾都送子弟过来拜师。”

　　商贾看重的当然不是什么学问，而是一种社会认同。

　　虽然社会风气日趋逐利，对商贾也越来越宽容。但底色依旧是歧视，盘剥起来毫无心理负担，只把商人当成捞钱的工具。

　　所以才有徐骧的父亲，带着货物到汴梁经商，看到进士排队从东华门走出，感叹道：“生子当如此。”于是不再做行商，只保留一些店铺，全心全意培养儿子读书科举。

　　又有纳粟买官的牛监簿，每月靠收房租就赚千余贯，还另有无数财产。却自叹“身迹尘贱，难近清贵”，到处拜访名师、结交名士，疯狂砸钱招待读书人，最后捐粮买了一个小官，每天乐滋滋的去打卡上班。不但不贪，还倒贴钱把工作做好。

　　眼前这个商人，觉得陈渊愿意为商贾说话，陈渊的学问肯定是好的，于是就把儿子送来拜师。

　　听到朱铭的脚步声，陈渊起身说：“探花郎回来了，伱们自去交谈。”

　　商人连忙朝着朱铭作揖：“小民车贵柔，拜见朱学正！”

　　朱铭微笑说：“车行首请坐。”

　　车贵柔捧出木盒，扯下红布，拉开盒盖：“朱学正仗义直言，为我等炭商弹劾贪官，竟被官家罚俸两月。东京炭商皆倾慕之至，略备薄礼，不成敬意。”

　　盒子里躺着两块金饼，大约价值二百贯。

　　北宋末年金价极高，一两金子，至少价值20贯以上，有时甚至能达到30贯。

　　朱铭瞥了一眼，将黄金推回去：“不必了。”

　　车贵柔说道：“此非俺一家之礼，乃炭行商贾所共进。”

　　朱铭也没说收不收下，转而问：“此次炭行罢市，打算罢多久？是为了抬高炭价吗？”

　　车贵柔说：“石炭司一边逼着俺们低价卖炭，一边禁止外地炭商卖货给俺们。炭行罢市，不为抬价，只为能够平价进货。外地炭商也退无可退，只能相约一起罢运。请朱学正，再上疏弹劾石炭司！”

　　朱铭笑道：“原来这两块金子，我还不能白收，须得再帮你们上疏。”

　　“岂敢，事成之后，还另有谢礼。”车贵柔说道。

　　朱铭问道：“炭行几十家商贾，就没有别的官员帮忙？”

　　车贵柔感慨道：“三十年前，炭行还算能说上话。后来就日渐衰弱，哪里还能结交清贵？”

　　官办企业挤占煤炭市场，是从仁宗朝开始的，官员直接下场捞钱，当然比商人孝敬得到的更多。

　　如今，炭行商贾被搞得财力薄弱，只能买通朱铭这种小官。

　　而小官敢于上疏言事者，除了朱铭还又有谁？

　　朱铭说道：“我想开一家石炭铺子，可以加入炭行吗？”

　　车贵柔先是一怔，随即一喜：“欢迎之至！”

　　私营煤炭商，不怕官员开店竞争，只怕官办企业来砸场子。

　　他们当然乐意接受朱铭，恨不得多拉几个官员进来，今后更好对付石炭司的盘剥！

　　朱铭问道：“炭行有什么规矩吗？”

　　车贵柔说道：“不能私自涨价或降价，须得同进同退。若遇官府盘剥，不得私下与官府沟通，也必须同进同退。除此之外，都是些小规矩。”

　　朱铭说道：“我欲在南熏门外开炭铺，能否帮忙联系外地炭商？”

　　“包在俺身上！”车贵柔笑道。

　　东京的煤炭市场足够大，私营企业的竞争不激烈，真正敌人是那些官办场。

　　这么说吧，无家可归的东京百姓，只能跑去十多里外的漕河两岸搭窝棚。因为城墙周边数里，全都属于正常聚居区。

　　里，船只过桥害怕撞到，被做成动图非常有名。这个地方，在城外七里处，依旧非常繁华。

　　朱铭的煤炭铺子，只需在城外某个片区，拥有足够的客户，就已经能赚到钱了，没必要跟城内的铺子抢市场。

　　朱铭把金子退回去：“钱我就不要了，帮我联系运炭商便可。你们罢市闹大了，我再去上疏弹劾。”

　　车贵柔由衷佩服道：“都说探花郎清廉如水，俺今日方知不是虚言！”

　　朱铭又说：“我是官员，按制不能经商，所以炭铺由亲随经营。我还得罪了开封府尹，不方便出面，烦请阁下帮忙办理文书。”

　　车贵柔说：“俺还认识几个胥吏，这个交给俺便是。”

　　开店也要执照，炭行帮忙申请最好，否则多半要被故意卡住。

　　另外，宋代虽有无数官员经商，但法律规定是不准的。朱铭不想被人留下把柄，所以煤炭铺子的法人，肯定要写上白胜的名字。

　　本地炭行罢市，外地炭商罢运。

　　开封市民疯狂抢购，但凡有点存款的，都一担一担往家里挑煤。

　　不到十天时间，官办场就扛不住了，不仅没按朝廷的命令降价，反而把煤价给涨到15文以上。

　　越是涨价，百姓抢购就越起劲。

　　半个月以后，存货销售一空，整个东京陷入煤荒。

　　石炭司求助于开封府尹，开封府尹带着官差，强令私营煤炭铺开门营业。

　　反正煤价飞涨，这些商人乐于出售。

　　但很快也卖光存货，炭行组织起来，老板们带着伙计去围堵蔡京的宅子。

　　蔡京没法出门，派人呼叫支援，殿前司带着禁军出动。

　　可那些禁军士兵，同样买不到煤炭，一个个到了现场只是看热闹。

　　“反了，都反了，这些奸商！”蔡京大怒，而且还有点害怕。

　　蔡相公被堵在家里没法上班，事情终于闹得足够大，甚至有太监跑去报告皇帝。

　　宋徽宗的第一反应，竟是大笑：“哈哈，甚是有趣。”

　　随即大怒：“俺的诏令也不听，户部那些人好大的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