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小时后，海军情报部截获“灯塔”发给中心的电报，破译之后向上级报告。密码译法是在前天夜里由那边发回的。
然后那边召集全体亲信。
“丁末村说得对，詹国强晚了”总统说、“俄国人现在一切都了解了，这可能成为一大丑闻。我们不怕出丑，但这将给我们的威望带来损害。有什么建议？”
长时间的会议最后得出结论，必须通过外交途径通知克里姆林宫；总统准备郑重通知那边，敌人向他们的代表转交建议一事。
先口头转告那边，**提出的单独媾和的建议将被拒绝，但需要时间进行分析这是否是詹国强的离间计。此后他们在亲笔信中向元帅通报全部详情。
赢得的不是几日几时，
什么事情都可能出现，
重要的是等待。
李广元躺在一间按特殊爱好布置的房间里，在杂乱无章的东西中，唯有水品玻璃器皿与众不同。令人惊叹的高脚酒杯同特大造型艺术品放在一处，容易破碎的白兰地酒杯同笨重的大口啤酒杯挤在一起。投在杯子上的阳光没有闪出柔和的青蓝色光，而是泛出沉稳暗淡的灰色。
李广元的双手戴着细细的金属铐，左腿也被这种铐子锁在笨重的沙发床架上。
“如果我拖着这玩意儿跑，一定很可笑，”李广元想，“一定会成为卓别林的素材，菩萨保佑。”
他不时倾听远处传来的炮声，但愿他们快点赶到。我要在这里死去，只剩下几个小时了。伙计们，我亲爱的人们，努力啊，在漫长的岁月里我曾苦苦地盼望过你们我全力以赴争取坚持到这一时刻，也许我还能干得更多些，然而你们无权责备我，我象所有人一样被拖着走生活这样匆忙，迫使我们控制目己，我们在做生活冷漠而漫不经心地引导我们做的事情，尽管没有书面指示。节奏，节奏在经常减弱。我只好在不得已做的事情中挣扎，如果我有可能去做我真正想做的重要事情。
勤务兵走进来，坐在他旁边，问道：“想左侧身躺着吗？”
“我就是这么躺着呢。”李广元回答。
“哦，对。”勤务兵笑了笑．“我看别人时总是弄错给您换个方向吧？不累吗？”
“好吧，不过最好能坐会吗。”
“不行。医生吩咐我让您躺着，如果那边不做答复，他会来对付您。”
“行啦。”李广元说，“那就躺着吧。”
“想抽烟吗？”
“很想，”
“我很同情，但同样禁止您抽烟。”
“那为什么要问？”
“感兴趣。我想知道您现在的感觉。”
“知道什么是坏蛋吗，小子？”
“哈哈哈，我可不管那些有的没的。”
“世界上有些人弄不清楚什么是恶棍，什么是坏蛋，什么是混蛋。”
“那是因为他们缺少教育。难道可以在坏蛋、混蛋和恶棍之间划上等号？”
“可以，勤务兵，可以的。我来告诉您，我在这里怎样理解了‘傻蛋’这个词。愿意听吗？”
勤务兵点起一支烟，回答：“为什么不呢，当然喽，讲吧。”
“那是在九三二年，在詹国强当总理之前，我来到这。那里街道很窄，应当拐弯了在一个酒馆门前停着两辆车，一群穿着褐色制服的人围在车旁，他们在讨论梅思品的讲话，大声笑着、争吵着，看来是地道的蓝衣社队员。我问他们中间有没有司机，请把车向前开一点，给我让些地方。没有，他们回答没有司机。我鼓捣了五分钟，好把我的车调过头来。最后我成功了。这一段时间那些家伙一直看着我，然后问我在哪里学会通过障碍地带的本事的。当我从车里走下来时，那些嘲笑我的人中有两个人高呼‘口号’，然后坐进那两辆挡路的车，向另一个方向开走了。以别人的痛苦，甚至仅仅是别人的不便为乐这就是傻蛋。对于您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我可以准确地说；这就是真正的国家恶棍。”
旗委办握紧拳头，骨骼粗大、长着似乎透明的软毛的手指喀吧响了一下，他难过地叹了口气：
“分队长禁止我象您应该得到的那样对付您，李广元，否则我会让您看看，当您这张英俊的脸蛋在我用烧红了的烙铁烫上去之后还能这么嘴硬？”
接着，勤务兵弯下身，凑近李广元，盯住他的眼睛，然后向他脸上吐了一口唾沫。
“就这样吧。分队长没有禁止我这么做，我没有得到命令。”
他在门口站住，转身向李广元喊道：“过一阵我彻底给您解释一下，什么是信念，我会解释的，李广元。”
他经常回忆起在父亲家里度过的那个夜晚。他没有一下子明白，为什么深深印入他的脑海，还有他在谈论痛苦的事情、谈论当时激烈争论的事情时极为平静的举止：他明白，为什么在很久以后，在他开始工作时，他仍然没有忘记那个夜晚缺少社会生活、沉重的沼地的气息笼罩着国家，和人们的歇斯底里和人群的怒号，就是街道上过早的寂静和住宅中的人们套上的伪装：没有个性、荣誉和尊严。
“我真幸运，”他想到，“一些多么卓越的人物注意到了我；等一等，还有谁在一生中能有这样的幸福？这是救命良药，是跋涉中的休憩，是病中的梦。我在想他们，他们就在身边为什么此刻在我需要的时候，我如此清晰地看到他们大家？我重新回亿起这一切是由于勤务兵谈到了那些。”李广元明白了，“多么奇怪，罪恶的发展在你心中产生了善良，难道这出是有规律的？”
他又一次感到自己还有几个小时的时间，可这又意味着等待。他不能再等了。这种可怕的感觉在撕裂他的大脑，碾压他的躯体，束缚他的行动，烦恼油然而生。
“我们的人能够赶来，”他心中说，“一定能赶来，只是别总去想它，另外想些别的什么可我想什么呢？二者必居其一，没有别的出路：如果我们的人没有赶到，我就会被处死。一切都完了，真冤啊。”他想到：“我也是这些年生活在这里，但又置身之外的为数不多的人，所以我比许多人更准确地了解这里；要说出它是什么样的真实情况，就必须了解它对未来一代的人来说，这是必不可少的。这些年我有一种可怕的感觉：我身在国内，却感到自己在现实之外，而是明白这是不能长久的。有人曾经十分正确地说过，达.芬奇把自己的作品与下一个世纪联系在一起，他与米开朗基罗形式的理想毫无关系。达.芬奇在探索内在的，而不是外形上美的意义。他是印象主义的鼻祖，因为他摒弃了肉体的形态界线，借以理解空间的实质。他探索的不是肉体，而是生命。对，马克西拇，”他心中得意地说，“想一想对策吧，想一想你愿意想的事情。要知道，这些年你丧失了说话的权力，这并不等于说要缄口默言，这并不怎么重要，问题是你在这里不得不说你不相信的话，你不得不说你所憎恨的话；有时你愤怒得想大喊大叫，但你善于控制自己，因为你的一举一动都必须是恰当的，否则就会带来危机，对事业毫无益处。缺乏自制力，不善于等待，就去信教好啦，你又遇到了‘等待’这个该死的词…
如果这个词在折磨我，我又怎么办呢？我是个人，我和所有人一样具有‘极限’这个生理特点，我比其他人更出色吗？”
“司机！”他喊道，“带我去厕所。”
司机来了，给他取下手铐，带他出了房间。他们走在一条长长的、和南京所有老住宅一样让人常常弄错的走廊上，经过一扇红色皮革包住的门时，李广元听到了里面一些人的说话声。这些人速度很快地向打字员口述，在嘈杂的声音中李广元清楚地辨别出常凯申那个处的队长的声音。
“即然前部长现在象所谓受难者一样被荣耀所包围，”队长开门见山地说，他的语调中加进了他自己对此的态度，“那就应当考虑拉拢与他关系很密切的女秘书马林。她不仅能提供关于被捕的部长亲属的极有价值的情报，而且也会采取一些行动。可见我们今后有必要接近她，迫使……”
“小点儿声。”队长喊道，“我带着犯人停止工作。”
“您认为我能跑掉吗？”李广元问，“您担心我向法国人揭露你们的秘密？”
“您跑不掉，可要是分队长放掉您。”
“您想他会放吗？”
“只要您的中心有了回音，他会放的。”
“那为什么用手铐铐住我？”
“因为还没回音。一旦有了回音，您也不用跑了，他们会杀掉已经为我们工作的人。您会象丧家之犬，在新主人腿前摇首摆尾。”
李广元进了厕所，背倚在门上，迅速撕开衣衬，取出藏在里边的刀片，握在手里，他感到了金属的弹性。他心中问，“怎么，，到时候啦？据说只用五分钟全身的血就会流光，头里嗡嗡响，接着感到一种无声的虚弱，随后无论是常凯申、司机、勤务兵，还是在悄然无声的房间里的所有坏蛋都不存在了，尽管他们末日已到，他们还打算干卑鄙的勾当，为今后网罗一批叛徒或者说是一批软骨头，这些人从没有表现出精神上的坚定性你为什么缺少毅力呢？滚吧，放掉自已的血，当然是件可怕的事，但这比坚持到底来得容易些。
要知道，你奉命要活下去，可你打算自杀你有权自作主张吗？我没有权力，而且我感到这样做是可怕的。我完全不是在生活，而是在工作，透过时间和空间，我在运行，我不属于自己。找我多么想重过那已消逝的年代的生活，我多么想和妻子和儿子呆在一起。然而我知道，我无法忍受常凯申的折磨：他们会征服我或者让我精神失常怎么办？变成一个目光呆滞、被征服的精神变态者生存吗？失去了记忆和憧憬，只有一些自然的要求，象医生在大脑研究实验室里试验用的动物一样活下去吗？然而叛变更可怕人们会说，他背叛了祖国不对，不能把自己同祖国分开，背叛祖国首先是背叛了自己。”
“李广元。”司机说，“为什么您没动静？”
“我在集中精力，”李广元迅速把刀片塞进口袋，“您在偷看？”
“我听着呢？”
“我一下子不行。”李广元笑了一下，“你们不让我坐着或者走动，人总躺着，肾就不大好使。”
司机打开门：“那您站着，我在后边看着您。”
“女秘书可能出来的。”
“那又怎么样，她们是我们的人。”
“要是我解大便呢？”
勤务兵忽然皱起眉，两只眼睛变成一条缝：“您的脸色为什么这样苍白？张开嘴。”
“我没有毒药，”李广元说，“氰化钾一秒钟就要人命。”
“张开嘴。”勤务兵重复了一遍，并动作迅速地向李广元下额打了一下，迫使他的嘴启开“伸出舌头”。
李广元顺从地吐出舌头，问：“黄吗？舌苔很多？”
“粉红色，象婴儿的舌头。为什么您提出要求，您并不想解手嘛回去。”
“随您的便，反正过一小时我还要求。”
“我不会带您来的。一昼夜只能来三次。忍着吧。”
勤务兵带他回房间，李广元终于又听到几句话。元帅的名字印入的脑海。他没来得急弄明白关于指挥员父亲的全部谈话，因为勤务兵又大声吆喝；
“停止工作。我这儿不是一个人。”
在房间里他给李广元戴上手铐，把左腿铐在沙发床上，然后从放物架上取下一瓶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