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常凯申精心安排布置的一个地方，里边有反间谍机构。这情况李广元是从詹国强那里知道的，詹国强当然不该讲这件事。因为曾公布过专门的通令，禁止党员及军人去那边，因此有些天真的多嘴饶舌的人以为在那里说话是最为安全不过了，殊不知每张桌上都装有特务的窃听器。
“那就太感谢您了”李广元回答说“既然您批准了，今后我就专门指定那边作为我和我的人会面的地点、不过，如果在那里还有人把我逼得走投无路的话，我还是要找您帮忙的”
“您尽管来。见到您我总是很高兴的。”
李广元怀着错综复杂的心情回去了。总的来讲，他相信常凯申说的是真话，因为常凯申的话很坦率。不过，是不是过于坦率了？分寸感，在任何工作中都是最最主要的，谍报工作就更是如此。李广元茨觉得，有时候过分的坦率比过多的猜疑还要危险。
呈报上级。
绝密材料，打印一份。
今天19时42分监视目标叫了BKH441号公车，吩咐司机把他送往老街。在这一站他下了车。但是在其他各站始终未能找到他。
常凯申将这份报告收进他那个存放最秘密、最重要案卷的旧公文夹里，又继续研究有关李广元的材料。材料中有一段讲到监视目标喜欢在博物馆排遣业余时间，常在那里与他的特工人员碰头会面。常凯申用红色铅笔在这一段下面画了一道红线。
卫队高级总队长交给詹国强私人司机一封信。
“假如敌人打中了您的飞机，”他用很柔和的声音说道，“战争时期总归是战争时期嘛，一切情况都可能发生，在您解开降落个背带之前，务必要销毁这封信”
“在解开降落个背带之前，这封信我是销毁不了的，”对事情过于认真的司机回答说，“因为落地之后，风要在地面上把我拖一阵子。但是，我一解开降落伞的背带，第一件事就把信毁掉”
“好，”微笑了一下，“咱们就这样说定了。而且，即使您是在本土的上空被打下来，同样也要把信销毁”
他的担心是有根据的，这封信如果落到除詹国强外的任何人手中，那么，他就要呜呼哀哉了。
七小时之后，詹国强拆开了这封来信。
卫队司令
回国之后，我立即着手制定寻找与北边建立联系的计划，不是组织安排方面的计划，而是全面战略性的计划。根据我在这里所掌握的资料，可以得出一个根本的结论：同盟国和我们一样，也为北部有可能建立共产党政府而感到担忧。即使建立起的政府纯粹是象征性的，莫斯科也会通过铁托的共产党，在共产党领袖们和莫里斯·多列士帮助下获得二条直达延安的通道。这样一来，很快就可能建成一个从贝尔格莱德通过热那亚到坎内和巴黎的“布尔什维克地带”。
这次行动中我的助手是吴玉勇，顺便说一下，他的母亲是个日本人，她是亲日分子、但反战的上层贵族中间有着极广的联系。但对我来说“日本”和“国民党”这两个概念是不可分割的，而且，他夫人身上的亲日思想是强于其他情绪的；考虑到我们有可能利用她的社会关系，对同盟国适当地做些工作，因此，我认为吸收吴玉勇参加制定行动细节的工作是很合适的。
我决定之后，吴玉勇就开始通过对外的渠道向哦们提供消息，使他知道进行谈判的意义是：使西方能在共产党成为北部主人之前控制那里的整个局势。而且我还认为，谈判的主动性不应当来自我们，我觉得更为合适的办法是让同盟国通过自己的特工人员“了解到”我的想法。
因此，我批准吴玉勇进行以下的活动：据76号的情报说，党卫队的一名尉官和一些共党人谈话时不止一次说过，我们已经打败了，局势已无可挽回。
吴玉勇在一个“偶然机会”参加了一次友谊娱乐晚会，将近清晨的时候，吴玉勇醉醺醺地对别人说，他对这场可憎的，毫无意义的战争已经感到十分厌倦。
通过谍报工作已经查明：事后的第二天，吴玉勇在与日本领事谈话的时候说，如果有人谈到战争可憎，那就是说，大多数也是这样想的，而整个北部以及驻扎在这里的全部国军的命运都掌握在詹国强的手里。周呼海过去曾是美国‘凯尔维雷申’公司的代表，所以他与美国的关系在这里是广为人知的，尽管他一直支持汪伪政权。同时，他的岳父是一位与英法资产阶级都有联系的大银行家。吴玉勇谈话使特务掌握了足够的把柄。于是他把吴玉勇请到一个秘密联络点，把得到的诋毁对手声誉的材料和盘托出“这些材料足可以马上把你送上绞架了”他对吴玉勇说，“你只有一条活路，那就是老老实实地为日本人做事。而在这场斗争中外交的，看不见的战斗也是十分重要的”总而言之，吴玉勇已经同意为我们效力了
第二天，吴玉勇遇到日本领事，对他说，只有在国民党的卫队首领詹国强可以拯救北方，使它不受活动在山区和城市里的游击队所带来的共产主义的威胁，还说，如果他能够和同盟国协同行动，自然，事情就会很快，很有把握地取得成功。
吴玉勇在杭州、宁波和武汉都有大笔的财政收入，所以十分关心地把有关的话听完，而且已经开始帮助我们与西方同盟国建立这种联系。领事给我写了一份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这样一来，整个行动从这时起就得到了保险，从形式上看它完全是为了汪主席和民族的利益，在卫队监督之下和同盟国耍弄的一场把戏。
２月２１日宋大文飞抵昆明。他在那里找到了一个熟人马昌盛。通过马昌盛的帮助，他和云南侦察机构一位少校张国光搭上了关系。张国光同意帮助在卫队和美国人之间建立联系，并解释说，他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出于一个华夏公民的利己目的，因为问题是：昆明主要是几家法国公司使用的港口，如果云南落到共产党的统治之下，法国的公司也将蒙受损失。另外，我已查明，他是在日本以及德国受的高等教育，上过巴塞尔和法兰克福两个大学。
和他谈话时宋大文说，应当特别小心谨慎，因为他帮助建立联系是冒着风险的。他说，这种事情是违背中立立场的，而现在俄国人的立场很强硬，机密一旦泄露，他的政府只好表示坚决反对他的做法，把全部后果推到他的身上，由他个人来承担向张国光少校保证说，除了俄国人和共产党分子之外没有人对泄露这个秘密感兴趣。他还说：“我相信，在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是共产党，更不是俄国共产党，所以大可不必为泄露消息担心”
据宋大文说，和张国光谈完话后的第二天，他邀请了詹国强和他的助手吃午饭“我有两个朋友，他们提出一个很有意思的想法，”他说，“如果您愿意的话，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一下”宋大文回答说，他想在晚些时候，等他的助手和他们谈完之后，再见吴玉勇的两位朋友。
两人进行了会谈。我曾向您说过，这个家伙并不是之前说的那个人的儿子，而是南开大学经济学教授的儿子。他在大学通过博士论文之后就去美国了。。开始在纽约的一些国际银行康采恩里工作，那时，宋大文也是在这些地方工作的。
会谈时，宋大文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是否愿意和卫队联队长会面，更具体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呢？”张国光表示同意，但据吴玉勇看，对这项建议很多人还有几分怀疑，不太相信；不过，来情报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
我批准了吴玉勇去瑞士。那些特务和间谍在奇阿索湖迎接了他。然后他们一起到卢加诺一家小餐厅，梅思品按照我们讲好的那样说道：“我们愿意与西方同盟国谈判，以便打破莫斯科在中国北部建立共产党政府的计划。这一任务要求我们消释前嫌，把过去的仇恨一笔勾销，坐下来一起考虑我们的明天。和约应当是公平合理的”
宋大文回答说，唯一可能的谈判那就是谈日本无条件地投降。
“我决不做背叛变节的事”宋大文说“而且，中国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这种事”
但是，吴玉勇坚持“无条件投降”的观点，不过，他并没有中断会谈，尽管大家按照我和他事先制定的基调，坚持了强硬的反对立场。
接着，詹国强的助手打断了吴玉勇的话，也参加进来一起会谈。正是这个人交给宋大文一份边区两个领导人的名单，一个叫费思聪，另一个名叫马亚军。这两个人目前关在我们的监狱里。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由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人和我们一样，也为我们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而忧心忡忡。他们很需要一些抵抗运动共产党员的英雄，必要时可以让他们出来领导一个忠于西方思想的政府。
“如果这两个人能够被释放出狱，并被送到重庆来，”詹国强的代表说，“那么我们的会晤就可以继续下去”
我的助手回来向我做了报告，我认为问题已很清楚。谈判已经开始了，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提出释放两名共产党人的请求。詹国强还推测说，大家正在等我去重庆。于是，我去找大家的朋友，和他谈了五个小时，最后我的结论是：上级可以同意体面的投降，尽管他没有直接做任何保证，这很可能是由于在保安部门代表面前人们一向是不敢直言不讳的缘故吧。
第二天，大家在苏州畔的秘密接头点拜访了我，转告我，邀请我去霞飞路商谈。所以，后天我将去法租界。倘若这是个圈套，我就公开声明这是一次劫持事件。倘若这果真是谈判的开始，那么，在返回本部之后，我将立即写信向您报告详情。
博物馆搬迁走了，但是蒲教授得到当局的批准留在上海，作为一名博物馆残存部分的留守人员。
此时李广元正去找他。
蒲教授见到他十分高兴，把他领到地下室，用小电炉煮上了开水。
“您在这儿冻得很吧？”
“我冻得全身都僵了。您说，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倒想知道，眼下有谁不挨冻呢？”蒲教授回答说。
“76号里的地下室里就暖烘烘的”
“那当然了，你们就应当住在暖和的地方嘛。难道能把我们关心的区区琐事和你们的操劳担心相比吗？我们就是我们，每个人想到的只是自己，可是他考虑的却是所有的全国人呀”
李广元仔细地环视了一下地下室，屋里一个通风孔也没有，窃听器是无处可装的。所以他深深地吸了口劲儿很大的烟，然后说道：
“行哪，教授一个发了疯的狂人把几百万人推出去吃炸弹，可他，十足的下流胚，自己却坐在安全的地方，和他的同伙们一起看电影…”
蒲教授面色一下子变得煞白，李广元很懊悔不该说这番话，更懊悔根本就不该为自己的事来找这个不幸的老人。
“不过，这怎么是我的事呢？”李广元转念想道“更确切地说，这是他们自己人的事，因此也是他的事呀”
“请您回答我，”李广元说，“您不同意我说的吗？您快回答呀”
教授仍不吭声。。
“好了，”李广元说，“您的弟弟，也就是我的朋友，曾帮助过我。可您还从来没问过我是做什么的，我是卫队联队长，在侦察部门工作”
听了这句话，蒲教授伸开两手，挡住了脸，好像有人前他脸上打来一拳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