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情报来看，似乎军统头目戴利与周呼海之间也有直通的无线电联系。并且有若干关键特工很好地隐藏在南京政权的警察和安全机关中，他们有时候为军统工作，有时候则为伪政权效劳，包括对于爱国者的逮捕、拷打和处决。
整个战争期间，最终究竟忠于谁的问题，对于爱国者和通敌分子来说，都是最大的问题，并无十分清楚的选择。犹如之后的法国，抵抗**的情况那样。
中国的历史学者从未充分地面对通敌分子问题，历史学者研究这一主题时，将不得不对付“选择的清晰性”问题，哪怕仅仅为了展示当时人们的目的是如何各不相同。
当至少三个政府的特工们在长江下游与沿海省份，面对着日本占领军，为了取得战后的有利地位而展开竞争时，其敌、友之间的区分确实很不容易搞清楚。
以顾楫为例，法国人把他当作得力干将，国民政府也同样如此，只有共产党知道他真正的政治信仰。
有趣的是，很长一段时间内，他确实在替法租界做事，同时也在尽力维护着国民党的利益，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也都得到了来自边区上级的指示。
这种混乱局势下，各方都会作出必要的妥协，在利害之中做出明智的选择。这就是为什么留在上海的许多知识分子对于其共同处境的感觉。好者至多是心情矛盾，坏者则颇有负罪感的原因。
用这种角度重新审视徐恩佐他们时，蒲素发现自己之前的判断，似乎也发生了极大地偏差。
徐恩佐既然被他在沪西歹土擒获，自然是日本人没把他弄死。只是说他卖主求荣，依靠叛变保全了自己的性命，似乎对他们又有点不公平。
徐恩佐他们被公共租界引渡到了虹口，在梅机关的黑牢里，经历过没日没夜的连续审问后，最后不知在里面待了多久，抱着必死心态的他们，又被转移到了76号。
几个人在梅机关全都苦头吃尽，生不如死。从来没有像那样，徐恩佐恨不得自己能尽快死去。那样的话不仅可以成仁，某种意义上满足了以身报国的心愿，也能摆脱那无边的痛苦。
只是转移到了76号以后，日子突然好过了起来。虽然还是被关押在牢房，却再也不是单独关押，几个犯人关押在一个牢房，屋顶上面还有天窗，能看到久违的天空，知道黑夜什么时候来临。
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连正常提审一次都没有。三个人的交代里都显示出76号的待遇，起码比在蒲素这边的日子好多了。之前在大宅下面的地库里，他们除了没挨打，没被审讯，过着暗无天日的日子。每天供应的冷水加馒头，也只是勉强维持他们活着。
后来又一天，在给他们送饭的狱卒走后，徐恩佐从馒头里吃出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八个字：“虚与委蛇、彻底交代”。徐恩佐是个好学的青年，自费筹措抗日经费的同时，还不忘去念夜校，提高自身政治修养。
只是他翻来覆去研究了很久也没搞明白这八个字的意思。“虚与委蛇和彻底交代”，这里面的意思显然是矛盾的。
此时，身陷囹圄已经绝望的徐恩佐，起码可以肯定一点，这张纸条必然是军统的同志想办法传递进来的。
这事没法和关在一起的其他人商量。能把纸条用这种方式递进来，显然在这里也不是一般的人。这时的徐恩佐，虽然还没被提审过，只不过也不用多想，除了76号，上海也没其他让他这种人待的地方了。
思来想去，他最终还是决定，对于那个“虚与委蛇”先走一步看一步，这句话的意思无非就是他做戏，但是做到哪一步，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是，后面的“彻底交代”就很直白了，大抵就是有什么说什么的意思。
他当时不知道，之前和他有关系的那帮人，那时候还在外面的，几乎一个都不剩了。大部分被工部局和他一样被送到了日本人手里。只不过，绝大多数都没他的运气。当时他落网的时候，整个系统还没崩溃，他还有价值，所以被76号要了过去。
现在嘛，实在是他说还是不说，都没啥区别。
打定主意的徐恩佐，想好了之后也就不管了。只等着啥时候要对他提审，就按照纸条上的指示办，竹筒倒豆子有啥说啥。
说来这个纸条也确实来的是时候。之前那么多天都没有动静，而接到纸条的当天半夜，睡的迷迷糊糊的徐恩佐就被狱卒踢了起来，带着镣铐去了提审室。
审讯他的一共有四个人。当时他分不清谁是谁，在假装不老实了一二十分钟之后，他要了一支烟，以一种彻底崩溃的姿态进行了坦白。
以蒲素看到的，三人之间可以相互印证的材料来看，徐恩佐其实是个极具报国情怀的热血青年。更加难得的是，他不仅有想法，还有行动。
从他变卖店铺，筹措经费，组建小团体参加活动中就能看出。在受到挫折后，继续开店自救，然后在经营状态好转时，用赚来的法币，继续开展救国行动。而且数次参与了国军正规军的行动，也组织了大量的爱国青年一起投身爱国行动中。
唯一可惜的是，在最终导致他那个团队被捕的行动前后，充分暴露了他的草率和鲁莽，而且极不严谨，一点特别工作应该遵守的规矩都没有。
算起来他也是个军统的特工头目，只是军统对这些爱国青年的任用上，实在是只把他们当做一次性的炮灰。仿佛一次之后，每能多用一次，都是白白赚来的。
首先，没有对他们进行必要的针对性培训，哪怕是一些基础也没有。材料里反应，也就是进行过一个短期的军事训练。至于情报和特别任务方面的训练，或许只是口口相传，口头提点了几句。
而且不难看出，他被忽悠的比较惨。在自述材料中，他始终认为自己加入的是“蓝衣社”。在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之后，戴利之前组建的蓝衣社好像就和之前完全不同了。其荒谬之处在于名称本身：在上海进行地下活动以对付伪政权和占领军的军统或忠义救国军成员统统称之为“蓝衣社“。
其实稍微懂一点军统内幕的内行都知道，在日本人与国民政府签订之后，蓝衣社已于1935年应日本人的要求而在形式上解散。
于是在戴利指挥下从事安全和情报工作的前蓝衣社成员转移至第二处，最终成了军统局的骨干。然而，与他们关系密切的“蓝衣社”这个名字，仍然在别人的口头流传，。因此，该名在1937年之后被越来越频繁地使用，用以指称在“孤岛”和上海敌占区活动的所有国民党秘密特工。
比如之前提到的顾楫，他就是纯正的”蓝衣社“首批成员，也就是1932年3月成立的，对外公开叫做”力行社“的这个团体。因社员制服为蓝衣黄裤，故称蓝衣社。
而徐恩佐和军统搭上关系都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所以，军统那帮人实在是不厚道。知道”蓝衣社“名气大，很能吸引这帮爱国青年，就投其所好告诉他们加入的是“蓝衣社”。实际上，他们也能自圆其说，一切破坏汪伪政权和日本政府的特工，都可以算作是“蓝衣社”成员……
所以，在这之后所谓的“蓝衣社”似乎无所不在，名声显赫。
例如，1939年秋天，五份上海报纸都发表了据称是蓝衣社在上海八个行动队的完全花名册，列出了队长、副队长以及情报与通讯官员的化名。
由于4月中旬上海周围，特别是上海至宁波铁路沿线，游击队活动日益频繁，公众便较自然地将蓝衣社组织与这些活动联系了起来。
5月3日至10日的那一星期内，日本的海军陆战队和宪兵宣称，他们逮捕了渗透进虹口的来自重庆方面的大量中国特工。他们表示：“虹口被渗透得如此厉害，以至日本士兵和水手不太敢在这一地区活动，除非两个以上的人结伴而行。由于最近遭到中国特工成功的袭击，连值班的岗哨也变得害怕恐怖活动了。”
日本当局声称，这些恐怖分子伪装成普通民众而进入该地区。乞丐的破衣、职员的服装，以及小贩的穿着经常被用来掩饰抗日和亲重庆分子的身分。
重庆支持的恐怖活动的程度因此激烈起来。
1939年6月20日，两名中国伪警察被杀于虹桥路附近的歹土。三天后，10个中国游击队员打伤了一名乘汽车的日本人，杀死了一名试图救他的日本旅游局雇员。7月1日，日本宪兵队的一个中国翻译被射杀于海宁路的家门前。
五天之后，一个中国枪手向使馆海军武官的日本厨师射击，当时，他正走在华德路北40码的荆州路上。
接着上海市警察局和法国警察庆幸并无大的枪击或爆炸事件，但是在租界之外，一枚威力巨大的定时炸弹炸毁了沪宁线上48米铁轨，破坏了15节卧车车厢。
另一枚定时炸弹则在位于歹土的静安寺路1926号亲南京报社爆炸。炸伤了一名中国人，震聋了一人的耳朵，并使建筑物起火。另外，还有一枚手榴弹被掷进了南市蓬莱路上的日本宪兵队宿舍。
7
嗣后的两个星期相对来说比校平静，只有一个南京的通敌分子华刚被暗杀，当时他正在白利南路82弄的家门口乘凉。
然而，7月21日，当南京政权的保安队成员王德周被杀，日本宪兵队才真正开始陷入恐慌。王德周驻扎在松江，而重庆的恐怖分子已经在那里杀了他的几个家人。他便赴上海寻求庇护。
然而，21日清晨，他的末日来临了。当他离开格罗希路51弄的寓所时，八个枪手将他射倒在地。正当日本宪兵队收到王德周的死讯时，有关工部局警务处的俄国警官沙马金被杀的消息也传到了他们那里。
几乎在此同时，他们从一个效力于日本海军的中国间谍那里得知，“一帮危险的武装恐怖分子”正奉命袭击虹口一所住宅的居住者。这名中国间谍在离开北四川路上的日本宪兵司令部时，以为自己看到了一个恐怖分子正走在街上，于是掏出手枪，朝天开枪。
结果，日本当局便下令封锁了通往虹口的所有桥梁，一切交通陷于停顿，达5小时之久，停在街上的车辆沿着外滩排起了长龙。
7月26日也下达了同样的封锁令，当时，杨树浦地区昆明路与保定路交角处的一个日本海军岗哨正要检査一名中国男子的物件时遭到了枪击。三天之后，桥梁重新开放，重庆的恐怖分子又枪杀了受雇于法商电车公司的一个机修工，他是南京支持的电车工会的领导。
在此之后，经过了相对平静的十天，至8月9日，南京政权的官方喉舌伪所在的大厦四楼发生了爆炸和火灾。5名职员受伤，大楼内部被完全毁坏，该报此后只得借的印刷厂来印刷发行，而其版面已大大缩减。
社的被毁，成了即将来临的恐怖活动大爆发的预兆，这是一场“恐怖活动的狂潮”，始于日本侵占上海的8月13日周年纪念日后不久。纪念日当天并无重大事件发生，因为工部局警务处与日本当局都采取了许多预防措施，以避免骚乱。他们设置了路障，并动用万国商团和特别警察来增加巡逻，在主要交叉路口都驻扎了搜索队，所有警察的假期全都取消，美国第四舰队不准官兵离开兵营，以应付紧急情况，而日本的飞机则作低空飞行，以“使中国人对日本的军事实力留下深刻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