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汉口的前特务团成员，有个名叫王之谷的人，之前就是徐恩佐的下属，来到汉口后拜访其叔父王世相，后者正好是常凯申的侍卫长，因于1931年12月处死著名的左派人物而声名狼藉。
王之谷在汉口的法租界中碰巧遇见了徐恩佐，从这位前领导那里直接得知了中国育年救亡协会的抗日活动。徐恩佐在上海难民收容所招募的其他一些人，则被分成两组。20人从事军事工作，25人护理第一军事医院的伤兵.而后一组内更有10人在长
沙承担“特蛛任务”，有二人最终退出了这一团体。
剩下的13人在1938年4月25日接到通知：他们将组成城市游击队，在上海“镇压汉奸”。根据三个人的供词可知，这是该暗杀组与军统戴利的一个接触点，王之谷的供词是这么记录的：“汉口特务部的首长戴利与徐恩佐、其他12人和我们谈话，告诉我们说，我们将赴上海执行一项秘密使命。所有的命令都来自徐恩佐，我们得绝对服从他。”
王之谷加入后，这一团体分成3-4人为一組的若干小组，经由九江、南昌、金
华面抵宁波。5月1日，两个小组乘船前赴上海，徐恩佐则于5月2日偕同另两个小组赴上海。
起初，暗杀队采取了相当严格的安保措施。各个小组每两个星期就搬一次富所，竭力使支出不超过每人每月30元的律贴。徐恩佐定期地与各组组长会面于公园或者其他公共场所，以讨论行动计划.。枪支和手榴弹都藏在一个地方.即徐恩佐以前所开的珠宝店的阁楼上。
在行动的前一天，由信使将弹药分发出去。在6月10日至7月22日之间，暗杀队共执行了四次任务，两次是成功的.另外还在卢沟桥事变周年纪念日于公共场所投掷炸弹，从而引起了巨大的公众II乱.但是.随着活动的展开，受国暗杀团越来越自信，从而对安全防范有所松懈，错误迭出，以至暗杀队中的半數成员，包括徐恩佐本人，最终都被拘捕.。
初到上海之际，四个小组在法租界内各有自己的通道，以在必妥的时候逃入公共租界或者华界避难。第一小组由王子谷和另外三个人组成，他们在福建路上的一家公寓里租了一个房间，五天后则迁至华成路上的另一所公寓内。其中一个人在这次搬迁中溜走了，再未出现过，徐恩佐便从第二小组调来周守刚取代他。
此时，徐恩佐的青年救亡协会的前同志、今上级赵光义从汉口来到上海，这两位领导便搬到吕班路转角处一座洋房的底楼。赵光义管理上海的两个队：一个是情报队，其成员不为徐恩佐及其手下所知；另一个是行动队也就是暗杀队，以徐恩佐为首。
赵光义可能曾受训于戴利的一个特工训练班，和徐恩佐这种半吊子不同，有着比较专业的特工素养。如今决定着暗杀的对象，以及只是有选择地向徐恩佐传递他必须知道的情报。
1938年6月6日，徐恩佐接到赵光义的命令——刺杀李菊孙，此人是上海市民协会执委会的一名成员。其后三天中，徐恩佐给住在华成路的第一小组的三个成员带来了一把左轮枪和一把白朗宁自动手枪，还有暗杀对象的一张照片和他的小车牌照号码，并且看差了李菊孙每天早晨要去的位于外滩的沙逊大厦。
暗杀定于6月10日进行。当天早晨八点钟，待在外滩与南经路转角处汇中饭店前的徐恩佐听到了枪声，便迅速离开了现场。下午，他遇到了早上替另两个枪手望风的王之谷，因此得知属下打伤了李菊孙，打死了其白俄包边，但是，一个枪手被当场击毙，而周守刚则跑了一直没回来。
于是，第一小组完蛋了，王之谷转到了第二组。
接着由姜海东、王之谷、和另一个队员组成的第二组成员，分别住在法租界里的三个不同的地方。由于受到周守成被捕一事的惊吓，他们在6月11日再度搬迁，在普白路17号的大华公寓住下来。王之谷的供词里声称，因为不太信任他的新伙伴，因此住进了普白路47号大华饭店的另一个房间。他与其女友顾阿珍合住一室，后者则向当旅馆女佣的母亲介绍了他。
六月初，赵光义告诉徐恩佐，说是青帮头目张小林有汉奸的嫌疑，于是小组便被派去调查他的活动。改组仨人潜入华格高路上张小林公馆对面弄堂里的一个阁楼上。然而，他们的行踪很快被小巷更夫的儿子发现，因此不得不放弃了这一行动。
六月十七日，赵光义向徐恩佐传递了有关律师吴宗玉汉奸活动的情报。此人在劳合路的太和大楼中设有办公室。徐恩佐命令第二组侦查这幢大厦，以决定是否可以采取行动。
姜海东、王之谷他们进行考察后，向徐恩佐汇报，他们认为可以实施暗杀。徐恩佐随即派遣其信使周小姐，在6月21日傍晚，带着藏在袜子盒内的两把手枪，从亚美钟表店送到公馆马路于敏体尼荫路转角处的一个第二组成员手中。他手腕上缠着白手绢，作为标识。
翌日，徐恩佐告诉他们三人，必须在三天内完成这一任务。他们在6月24日动手了，但是却杀错了人：两个法务职员，一死一伤，而通敌的律师则依然毫发未损。
徐恩佐对此震怒异常，不仅因为他们完全杀错了对象，还因为他们丢弃了宝贵的手枪。交代的材料里他的原话是：“我恼怒地对他们说道，他们不适宜担任暗杀工作，只能干些扔炸弹的活儿”。
其后数天的某时，赵光义指示孙亚星，要在卢沟桥事变一周年纪念日7月7日安排一次爱国示威活动，以亚美钟表店保存的六颗手榴弹以及赵光义提供的两颗木柄手榴弹为装备。事后证实，对于这个团伙来说，实施此项活动是致命性的一个决定。
农庄里的蒲素看到这里，其实对这几个家伙能活到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好奇。居然在他进入沪西缉毒洗劫锄奸的时候还能抓到他们的活口。按理说，像他们这种业余的爱国青年，根本活不到现在。经过严格训练的特工，比如边区派出的大量地下情报人员被捕遇害的都不在少数。可以肯定的说，没有一个会和他们那样行事，策划重大行动犹如儿戏。而他们的上级，那些内行却也不管不顾，只负责下命令，让几个业余手下制造响动，至于成功率都是次要。哪怕闹出一些动静，大概都会向上面居功，根本不顾手下的死活。
比如他们材料里屡次出现，给他们下达任务这个叫赵广义的家伙，完完全全就是把徐恩佐这些爱国青年当成人肉炸弹去使用。只不过从某种程度上来说，现在他的“上司”，陈功书也是如此，恐怕在这位上海情报站站长的眼里，他和徐恩佐没啥不同。
他拿着材料继续看了下去，这份材料之所以做的这么细致。一方面是政工干部的方法对路，另一重要方面，其实徐恩佐他们应该是完全以为自己到了军统的地盘。
之前抓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是这么认为的，蒲素拿一连串动作就是打着国军游击队的旗号。后来把他们带回去之后就一直被闷在地牢，三个人分了三个方向单独关押，完全没有机会串供。
现在被当成了叛徒被抓过来，为了澄清自己的身份，不免从头到尾交代的非常彻底。而且每个时期做了什么，详细的日期以及参与的人员都有名有姓，很多参与的人员，因为没有必要，所以这里也都忽略不提了。
虽然三个家伙以保命为目的，才如此彻底的交代。但是，从他们的行动里也可以发现出很多有用的信息。
比如国民政府戴利那边的行事风格和原则，招募人员的渠道和手段，整个组织策划行动的流程和方案，想达到什么目的等等。甚至，从他们制定的暗杀目标中也可以透露出很多有用的信息。
屋子里于大宝已经和政工干部去牢房看这三个家伙去了。蒲素让给他们增加点待遇，他们之前端了鸡蛋面条和一些新鲜蔬果送了过去，补点维生素，得了败血症就不好了。
材料中显示，徐恩佐考虑到至少需要两个投弹手和一个新的信使，便辞退了警卫，开始接受未经预先考察的人，而这对于地下工作而言，却是有勇无谋的做法。
第一个人周守刚，徐恩佐在1938年2月在南翔和龙华的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和特务队期间就认识了，此人是来自崇明的印刷工，之前刺杀被追捕后，因为害怕，没有和他们联络，选择了直接回乡。
后因为家境贫困.只得再度返回上海，完全依靠亲戚提供食宿。6月下旬的某一天，周守刚碰见王之谷，便向他倾诉经济方面的困顿状况，说自己“实在穷困”。王之谷稍加沉思后说道，他可以找到工作，只要他能够认真地参加暗杀汉奸的行动。周守刚表示愿意这样干。
当王之谷将徐恩佐带到宁兴路13号他的寓所，再次询问周守刚是否愿意参与暗杀汉奸的行动时，他又重复了这一誓言。
7月3日，徐恩佐命他将寓所迁到环龙路62号，其职责是充任徐恩佐的信使，与该团伙的其他成员联系。因此，周守刚成了唯一知道徐恩佐行踪的人，并由他向其他成员传递与徐恩佐会面的信息——通常在晚上七八点钟会面于环龙路附近的一个公园内。
该团伙的第二个成员朱仲虎，也是特务队的前成员，在因生病而失业之前，他曾是阿拉白斯脱路上长康难民收容所的一名职员。周守刚立即被委任为信使后，正是他，于发生炸弹事件的7月7日傍晚，将蒲柏路寓所内所藏的四颗手榴弹，轻而易举地带给了另一个执行队员赵良。
然而，这次效劳付出了代价：周守刚嗣后为警方辨认出了五名行动队成员。
第三个新成员只有17岁，名叫陈开光，上一年他小学毕业，其后一直未能找到工作。王之谷有一段时期内和他同住在华格臬路上的一条弄堂里，得以与他接近。王之谷邀他参加中国背年救亡协会，陈开光岀于爱国热情而同意了，表达了其“帮助消灭汉奸的意愿”。王之谷随后告诉他，“为了证明对于此事的忠诚”，陈开光将在“1938年7月7日执行一个任务，陈开光同意效劳。
7月6日下午7点钟，陈开光与王之谷、赵良聚会于环龙路公园的一个角落里。这个小组开始讨论翌日的投掷炸弹行动。而这种一个小组的成员与另一个小组的成员会面的做法，已经破坏了基本的安全规则。
那天早晨.一个名叫王奇明的12岁的男孩，曾将亚美钟表店里六颗手榴弹带给住在蒲柏路47号的王之谷.其中的两颗由周守刚带给第四小组的李奇卫。其余的四颗，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由周守刚带给第三小组的赵良。
下午晚些时候，王之谷从男孩信使那里取走了另外两颗手榴弹.他在公园里与陈、赵会面时仍揣着手榴弹。他把一颗给了新招募来的陈开光。陈开光被带到一条公园长椅前，被介绍给徐恩佐。
徐恩佐显然决定无视基本行规，一见面就将陈开光接纳为新成员。徐恩佐问陈开光是否会“正确投掷手榴弹？当这位17岁的青年给予否定的答复后，孙亚星便向他示范，如何拧开螺旋帽，如何将小拇指套在绳圈中，以及如何在投出去时拖出小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