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仓友山显然不想继续这个话题，因为江川良秀的身份就连他也拿捏不准。这次京都事件爆发之后，岩仓友山借助身份和地理之便，率先接触了江川良秀，在他回到江户之前，二人进行了一次深入交谈。
结果是，岩仓友山发现，江川良秀根本没有传说中对德川幕府的忠诚，反而对维新社的事业有一种隐晦的同情，更是直言希望得到维新社的帮助。
江川良秀对德川幕府很不放心，在杀死了约翰在内的几个外国人后，江川良秀实际上没有表面上的镇定，而且，岩仓友山还代表天皇，监督了对翻译、幸存者和见证者的审问，岩仓友山发现，这件事有一些戏剧性，而江川良秀并非是遭到攻击而出刀，而是受到侮辱而出手杀人。
这就很值得玩味了，原因很简单，肇事者是江川良秀，不是那些乡下来的土包子武士或者小大名，江川良秀能有今天的地位，靠的就是与欧洲洋夷的斗争，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不能擅自杀死外国侨民？
而且江川良秀提出的帮助也很有意思，希望可以统一口径，公开的对外宣称应该是洋人鬼畜率先攻击他，而只是被动反抗。而且江川良秀身边两个亲信还愿意担起杀人的重责。
事实是，江川良秀对所有死难者进行了攻击，验尸的仵作也发现，死难者的致命伤，都是由江川良秀的武士刀造成的，但他的亲信却宣称是江川良秀只是反击，而真正杀人的是他们。
但实际上，按照西部大名与德川幕府、公卿三方势力约定的法度，在京都，只有江川良秀这样的功臣或者大名级的贵族才能佩戴武士刀这种极具象征意义的武器，那两个亲自事发时根本就没有佩刀。
而岩仓友山正是摸不准江川良秀的身份，因此也耍了一些小手段，告诉那两个替罪羊，就让他们说是夺走了江川良秀的武士刀进行的杀人行为，这样才合理，而且江川良秀还有阻止的意图。
这样串联口供之后，无论谁来判，江川良秀都不会死。
武雄隆永眼见岩仓友山不愿意在这个问题上多言，于是也改变了自己的坚持态度，他说道：“我听说，幕府已经派了专人来，正是后藤信纲大人，他一直同情我们维新社，与我们也有联络，是否可以利用他呢？”
“不，这一次后藤信纲一定会保持一个强硬的姿态！”岩仓友山立刻回应，但也感觉自己失言，于是又加以掩饰：“后藤大人到底服侍过天皇，在这种问题上，不会得到德川吉宗的全部信任，而他是我们的重要朋友，在这种时候，不能利用他，否则他失去了在幕府的权柄，对所有人都是一个损失。”
岩仓友山是少数几个知道后藤信纲是维新社成员的人，这是木户文生临终之前告诉他的，那个时候岩仓友山并非是因为地位的缘故，而更多是因为身份，后藤信纲的真实身份，天皇也知道，而他又不能与天皇直接联络，因此需要一个岩仓友山当中间人。
武雄隆永似乎有些失望，而岩仓友山却是指了指远处的一座木阁楼，说道：“你不用过多担心我们与洋夷的交涉，福泽先生会主持工作。”
随着岩仓友山的招呼，侍从前往阁楼，叫来了那位福泽先生。
他是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白须白发，但无论衣着还是打扮，都像极了一个中国人，而且不是普通的中国人。
工业革命浩浩荡荡，改变了帝国的文化与传统，其中在穿衣打扮上，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尤其是帝国建立之后，李明勋夫妇就推广新文化新生活，比如女子不裹脚，让公职人员统一为中山装样式的常服，改良海军和陆军的服饰作为校服。
几十年下来，改变了这个民族的穿衣传统，尤其是在城市里。
但这个老头却是古典的士大夫打扮，在帝国称之为老派风格。
这是因为福泽中津年轻时候就是学汉学出身，其老师是明清战争中逃亡到日本的一位儒生，这位福泽中津是现在日本有名的思想家，更是天皇的老师。
年幼的福泽中津学习传统汉学，却对自己武士的身份颇为骄傲，因为日本的开国和第一次日本内战，武士阶层受到重创，很多人变的贫困潦倒，但武士又极为要面子，那些贫寒武士家的子弟，为了保护自己的尊严，就算是买东西，都会在夜晚去做，以免被人看到而窘迫。
但福泽中津却不同，他是一个豁达的性子，会光明正大的在白天上街，甚至还悬挂双刀，表明自己的身份。
第二次日本内战，改变了福泽中津，借助内战，他看到了日本的落后，不仅是技术上的落后，还是思想上的落后，也就是在那个时候，他接触到了木户文生，拜其为师，学习新汉学，即华学。
华学是指的传统中国文化之外的一切科学进步的东西，这让福泽中津大开眼界，他在长崎多年，还曾前往中国，一切都让他大为震撼，自然，他也是维新社的成员，他也笃信，只要中国在日本有影响力，就日本就永远无法实现统一。
因此日本如果只掌握华学，那就是亦步亦趋，永远无法脱离中国的控制，在木户文生的支持下，五十岁时，福泽中津再一次改变自己的学生生涯，转而学习西学，为此他学会了英语、法语和拉丁文。
福泽中津在日本称之为新日本第一人，日本第一个真正的国民等等，他的博学与智慧，深受众多日本人拥护，如果不是担任日本天皇的老师，在木户文生死后，他才应该是维新社第一人。
“福泽师兄。”武雄隆永见到福泽中津，连忙见礼，他以木户文生的弟子自居，因此才如此称呼福泽中津。
而福泽中津微微一笑，说道：“武雄君，多年不见了，你还好吗？”
“还好，多谢师兄挂念。”武雄隆永连忙说道。
但实际上，福泽中津内心深处根本不把武雄隆永当成自己的师弟，因为他认为武雄隆永只是接受过老师的教诲，而非教育，而武雄隆永在学业上更是与木户文生倡导的新文化格格不入，但武雄隆永的身份在那里摆着，福泽中津只能对他保持着尊重。
“武雄君，这次与洋夷的谈判，你是西部大名的代表吗？”福泽中津问。
英法荷三国在日本有大使馆，双方已经交涉了几个来回，而京都地方也查案也进入了结案的程序，是时候接洽谈判，而福泽中津是少有的掌握对方语言的高层官员，又深受天皇信任，因此负责主持这次谈判。
但很显然的是，天皇和京都的公卿势力只是表面上代表日本，实际根本做不到。就连日本在帝国建立大使馆，都要两方势力支持，且各自担任副使，处理日常事务，更不要说这次是要代表日本与洋夷谈判了。
武雄隆永说：“各藩主还未达成一致，现在只是由我暂时担任代表，前来接洽一下。”
“是吗，可我认为，你是最合适的人选。”福泽中津落座后，正色说道：“我会写信给两位藩主，建议你来当这个代表。我认为，江川良秀的武士刀震慑不住那些鬼畜，而让他们心惊胆战的是你手下那几千杆挂着刺刀的线膛枪，还有那些巨大的火炮。”
“多谢师兄。”武雄隆永也想担任这个重要职责，这对他的声望有极大的提高，而武雄隆永也想借助这个机会，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
在接下来的半个月了，京都与世界各地的有线电报变的格外热闹，申京、伦敦、巴黎和海牙的电报站都忙疯了。
半个月的时间，日本京都地方政府终于给京都事件结案了，而其结果，迅速在全球引发了轩然大波。
其实因为东西方或者不同国家与区域之间文化的差异，再加上新旧思想的冲击，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类似旧势力按照旧思想旧规矩对外来人进行伤害的案件层出不穷，帝国外交部每年都会处理大量的类似事件，但没有一个事件的影响力能够赶上这次京都事件。
而且，没有一次事件能类似京都事件这样一边倒。
实际上，帝国对外的经贸与文化交流已经进行了几十年，在离开了传统中华文化圈后，中国人的行事风格、行为习惯，与其他地区的人格格不入，比如帝国与奥斯曼帝国的交往中，因为在其境内食用猪肉等问题，就发现过很多冲突。
但无论与哪个国家发生冲突，帝国一方都处理的相当不错。
原因很简单，帝国是世界上最强的国家，即便采用霸道的手段让对方低头，就是其他国家不敢拒绝的，更何况，帝国还是一个讲理的国家，尤其是在李君华这一朝，帝国对外处理外交关系，那就是要求有理有据，尊重对方。
比如在两年前，就有一位中国商人在波斯与当地的一个贵族发生肢体冲突，按照当地的传统习惯法，殴打贵族是要丢掉性命的，但很显然，波斯不敢因为一场斗殴就杀死帝国一位商人。
但按照帝国规矩，商人在对方国家境内，就要遵守对方国家法律，只不过，从情感上来讲帝国无法接受因为一场并非引发严重后果斗殴就有帝国商人死掉，如果完全按照对方法律，帝国尊严何在，帝国利益又如何保护呢？
好在，这个世界上的国家有两种，一种被帝国称之为现代国家，现代国家都有比较完善的法律，不可能因为一场斗殴而导致判处死刑，所以在这种国家的交往中，可以尊重对方法律。
而第二种国家，被称之为传统国家，当然也有很多国家，比如日本在传统与现代之间徘徊。
传统国家的法律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人治高于法治，有很多国家落后到没有法律条文，完全靠习惯法来进行处罚。
这种国家操作的空间就比较大了，甚至给予负责案件的法官一点贿赂，就可以得到无罪释放，连外交官都惊扰不到。
那位倒霉的中国商人，在波斯最后的处罚就是当众被打三十鞭子，外加大额的赔款和公开的道歉，除此之外，连监狱都没有进，这就是帝国外交官介入的结果。大额的赔款是换取受害人的原谅，只要那位贵族原谅了，就保住了命，当然仅仅是赔款是不行的，上层的压力也很重要，而上层们之所以给压力，则是受到了帝国的压力。
而当众被打鞭子和公开的道歉。则是为了受害者的尊严，也是为了维护当地的传统。
但日本终究是一个特殊的国家，这个国家还有大量的传统习惯法，却已经觉醒了民族主义，对国家尊严和民族情感极为看重，而江川良秀又是真真正正的杀死了数位外国侨民，肯定不能善了。
岩仓友山向三国的外交大使提供了判决材料，而其中的每一个条款都是三国无法接受的。
其一，江川良秀是按照日本的法律和贵族特权行事，其行为不应该受到谴责和处罚。
其二，不遵守日本法律的受害者要承担七成的责任，其余三成由杀死受害人的江川家武士来承担。
其三，出于与欧洲国家的友好，和人道主义，以及江川良秀本人的胸怀气度，愿意对死难者家属进行赔偿，具体金额不定，而赔偿款由德川幕府而非本人负责。
其四，按照第二条，江川家的两名武士会受到刑罚，而具体如何处置，由德川吉宗将军来确定，三国应该与德川吉宗就处罚进行商议。
显然，京都地方给出的结果是三国所完全不能接受的，因为阿德里安夫妇并未死在这里，尤其是阿德里安的妻子，她不仅没有死，还全程见证了这件事，亲眼看到是江川良秀砍死了约翰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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