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保护尚在起步阶段的北方州民族工业，美国联邦政府以当时世界各国中最高的关税率筑起了保护性贸易壁垒。这就是后世提倡自由贸易的美国，可见其目的的恶劣。可是，这种保护性关税却严重伤害了南方的外向出口型经济。一方面，高关税使南方州处于恶劣的国际贸易环境之中，不得不承受欧洲国家报复性高关税的伤害；另一方面，南方州不得不付高价购买从欧洲和北方进口的工业品。这种富北穷南的高关税政策，使南方州每年遭受高达数亿美元的巨额经济损失。南方州对联邦政府的保护性关税极为不满，认为这实质上是对南方的勒索和暴政，是南方被迫为北方经济的发展献血。另外，北方对南方的处境毫无同情之心，不但不感恩戴德，反而以道德和正义为由，利用在众议院占据牢固多数的优势，阻挠奴隶制在联邦领地和新州的扩张，甚至暗中充当南方州逃奴的避难所，严重侵犯了南方奴隶主的私有产权。南方政客认为，北方企图以高关税和废奴为手段，摧毁南方种植园经济，使南方沦落为北方的廉价原料产地。实际上，南北双方在产业结构、经济利益以及私有产权概念等方面的对立，而非道德和正义的冲突，才是南北阵营在奴隶制和高关税等问题上水火不相容的主要根源。
美国南方奴隶制的还有一个重要特点，在于奴隶是黑人而且数量众多。在立宪建国之初，黑奴仅有60余万，但在内战前的1860年，黑奴人口已高达400万，约占南方总人口40%左右。在南卡罗来纳州和密西西比州，黑奴人口已远远超过了白人。由于担心黑奴造反，南方奴隶主极力维持黑白之间的主奴和贵贱关系，形成一种阶级压迫与种族奴役相互交织的社会结构。这样，既可以防止黑奴怠工逃亡，造反起义，又能避免心怀不满的白人贫困阶层与黑奴合谋叛乱。南方奴隶主认为，为了维护有产阶级的权势、财富和良好的社会治安，有效地管制庞大的黑奴人口，奴隶制是唯一可行的措施。此外，为了榨取更多的高额利润，在人身奴役性质不变和经济增长的前提下，南方奴隶主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黑奴的生活待遇。针对北方州对奴隶制的抨击，南方奴隶主声称，黑奴终身受雇，待遇良好，既无老病之虞，亦无失业之忧。而北方州实行的自由雇佣制，实质上只是一种工资奴隶制。这也说出了资本主义的本质。
北方控诉丧尽天良的南方奴隶主把黑奴像牲畜一样拍卖，南方痛斥唯利是图的北方资本家迫使童工为微薄的工薪每天工作16小时；北方废奴派要求立即废除奴隶制，南方州权派威胁要脱离联邦；北方认为脱离联邦就意味着叛乱和内战，南方声称另立中央相当于反抗暴政的第二次独立战争。这样，南北阵营舌剑唇枪，剑拔弩张，决裂有如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那么，南北分裂是不是无法避免呢？一种说法是，南北双方利益针锋相对，立场南辕北辙，因此，分裂乃是命中注定，内战晚打不如早打；另一种说法是，当时尚有一定妥协余地，因为真打起来对双方都没啥好处。实际上，北方同情南方处境的温和派大有人在，南方州也并非人人都想舞刀弄枪，扯旗造反。内战打响后，密苏里、马里兰等四个边界蓄奴州站到北方阵营一边，就是一个极好的证明。有人说，如果把当时南北阵营之中闹得最欢、跳得最高的激进分子全都塞进几辆大篷车，一家伙沉到华盛顿特区市边上的波托马克河里，南北战争至少晚打五年。谁都没想到，在这种特殊历史关头，联邦最高法院不但没起到调节矛盾，缓和冲突的作用，反而却扮演了火上浇油的拙劣角色。坦率地说，南方奴隶制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德或原则问题，而是一个涉及到利益冲突以及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和社会原因的问题。
所谓法律，在多数情况下只是对已有的习惯、程序的规范化和确认。以奴隶制问题为背景的斯科特案，堪称美国宪政史上最棘手的百年难案。即使马歇尔这位伟大的首席大法官转世再生，除了高挂免战牌或折中平衡之外，恐怕也想不出什么绝妙高招儿。
可是，坦尼法官却像唐吉柯德一样，不切实际，轻举妄动，草率地启用司法审查权，试图用司法手段快刀斩乱麻般地解决政治问题，结果反而被判决激起的惊涛骇浪所淹没。斯科特案判决的严重后果，是联邦最高法院威信扫地。美国宪政史学者麦克罗斯基写道：暴风骤雨般的诅咒突然指向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他们似乎被此震惊了。他们远远未能熄灭奴隶制引起的争论，反而重新燃起了它的烈焰，并严重威胁到联邦司法部门自身的安全地位……另外，斯科特案判决的失策，使最高法院丧失了北方的忠诚。
在其历史上，最高法院第一次几乎失去了所有朋友，因为南方好景不长的友谊，也只提供了极为冷漠的安慰。在美国的宪政体制下，联邦最高法院的裁决即是最终裁决，总统和国会都无法改变。唯一可行的办法，是经历极为困难的宪法程序，通过宪法修正案的方式否决最高法院的判决。可是，当时参议院内的南北阵营势均力敌，修正案根本通不过参议院这一关。此外，即使参议院通过了，仍需要四分之三州在规定时间内批准方才有效。于是乎，北方各州法院开始公开抵制联邦最高法院的判决，拒不服从联邦命令，使联邦司法部门陷入半瘫痪状态。执法部门也挣一只眼闭一只眼，不再在北方州严格执行逃奴追辑法，从而极大地激化了本来已尖锐对立的南北争执。司法权威的流失和执法部门有法不依的现象，堵塞了解决奴隶制问题的和平妥协之道。这也是霍乱的根源所在。
自立宪建国以来，美国第一次在较大范围内出现了有法律却无人遵循，有宪法却无宪政运作的混乱局面，政治斗争开始走向无序化。在斯科特案荒谬判决的阴影下，北方共和党人痛感南方奴隶制的威胁迫在眉睫，他们积极行动起来，极力争取1860年总统大选的胜利。1858年6月，林肯在接受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参议员候选人提名时，发表了分裂之屋不能久长的著名演说。在演说中，林肯用了几乎一半的篇幅指责斯科特案判决，对最高法院的司法权威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同年8月至10月，林肯与民主党提名的州参议员候选人道格拉斯，就联邦领地的奴隶制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辩论，朝野轰动，全国瞩目，林肯的声望由此大振。1860年，林肯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
林肯虽然旗帜鲜明地抨击奴隶制的道德基础，但在实际政治行动中，他行动谨慎，立场温和。他认为：奴隶制度建立在不公正和有缺陷的政策之上，但是，颁布废止奴隶制度的宣言看来只会增加而不是减少其灾难。他的基本立场是，奴隶制只是一种地方性的制度，不应无限制地向联邦领地和新州扩张。但是，联邦应当维护南方州奴隶主的私有产权，以民主和法治的手段，对奴隶主实行渐进性的赎买政策，有偿地逐步废除奴隶制。
这种办法虽然保守而缓慢，但与当时南方州的社会习俗和法律制度相适应。尽管林肯具有温和主义的名声，但是，南方州权派仍然把林肯当选总统视为对奴隶制和奴隶主政治权力的排斥和威胁。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与宪法赋予总统的联邦法官任命权有关。当时，坦尼等几位来自南方州的大法官都已七老八十，风烛残年，林肯如果当选，他将有机会改变最高法院的组成，从而威胁到南方占优势的最后一个联邦权力部门。
因此，1860年总统选举之前，南方州权派就放风威胁说，如果林肯获胜，南方就将脱离联邦。在美国宪政史上，已加入联邦的州是否可以宣布脱离，是一个法无明文的宪政难题。美国开国先贤以天赋人权和社会契约为旗帜鼓吹革命和独立，在乡镇自治和各州分治的基础上建立了共和制的统一联邦。在这种联邦体制中，由于州权强大以及自由和分治的不可侵犯，当联邦政府无法一碗水端平时，很容易出现闹独立的乱子。这也是美国后世强化其总统强权的一个根本原因，故而美国的总统有民选帝王之称。
例如在1812─1814年美英战争期间，北方新英格兰五州因与英国有较多商业关系，对联邦政府中南方鹰派的对外扩张政策极为不满。1814年12月，新英格兰五州选出代表，在康涅狄格州密谋。他们强烈谴责联邦的好战政策，反对联邦向新英格兰各州增加税收，有些激进派甚至主张退出联邦。只是由于几周后战争突然胜利结束，北方五州退出联邦一事才不了了之。
还有在1831年，由于被南方人称为可恶税率的《1828年关税法》严重伤害南方利益，来自南卡罗莱纳州的副总统卡尔霍恩宣称，宪法只是各州之间的契约，当联邦与州之间就涉及州的根本利益发生冲突时，各州有权宣布联邦法律无效。在卡尔霍恩看来，这正是《独立宣言》中关于政府的权力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人民有权改变或废除侵犯人民利益的政府的思想。在此极端理论的鼓动下，1832年11月，南卡州议会召开全州大会并通过决议，通过《联邦法令废止权公告》，声称如果联邦政府强制施行关税法，南卡州将考虑退出联邦。当时的美国总统安德鲁杰克逊是一位战争英雄出身彪悍军人。此公虽然来自南方田纳西州，但在维护联邦统一的大事上，他立场坚定，态度强硬。面对南卡州的挑战，杰克逊一怒之下，要求国会授予用兵执法权，并下令调动精锐的联邦陆、海军部队，威胁要绞死卡尔霍恩。后经多方调解，双方都做出了让步。联邦政府同意降低关税，南卡州不再硬抗。卡尔霍恩辞职后当选州参议员，马丁范布伦接任副总统，而此君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辞职的副总统。正是因为杰克逊总统的这种霸气，把南北矛盾暂时强行压制住了。这充分说明了一个国家领导人霸气是其必须具备的条件。没有天子一怒，威震海内的本事，就不要当这个领导人。否则就只能是被人鄙视的对象。
在强势的杰克逊总统退休后，南方州权派的分裂行动也与日俱增，肆无忌惮。在他们眼中，林肯没有统军打仗的军旅经验，两年前连州参议员都没选上的，只是个微不足道的三流小律师。在1860年总统大选中，普选票总数约为四百六十万张，林肯得票不到二百万张，而此时美国全国有近3600万人，这也可以看出美国民选的一大弊端。林肯显然将是一个毫无作为的弱势总统。另外，由于选举团制度的影响，1860年选举成为美国历史上最具地区性色彩的一次选举。林肯在南方州只得到0.02%的普选票，这一投票结果几乎相当于南方居民全民公决的独立宣言。这样，当宪政民主妨碍自由分治时，南方政客公然抵制民主选举结果。林肯当选后，南部七个州宣布退出联邦。不久又有四个州相继加入南方邦联。历史证明，南方州权派低估了林肯为维护联邦完整不惜一战的决心。1861年3月，林肯发表总统就职演说时表示：我无意直接或间接地在蓄奴州干涉奴隶制，我相信我没有合法的权力，而且我也不想那样做。但是，林肯坚决反对南部退出联邦的举动，他强调：从宪法和法律角度看，联邦是不可分解的。这也充分证明了，历史上伟人都是反对分裂，并与其做斗争的正面典型，也是固守其国家利益的模范。